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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保新广州的家里到处是书。上万册图书堆满书房，客厅的地上也靠墙码放着书，还有几大箱书更摞在阳台上，看上去杂乱无章，但崔保新却熟悉这些书的位置，能随手找到所需要的书。这上万卷书，陪着他行过上万里路，崔保新谈起自己阅读的经历，觉得与人生经历、写作经历密切融合，因了创作、研究的方向，才有了阅读的选择。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读书的过程，也是研究问题的过程。”崔保新在许多报刊做过记者，这样的经历让他拥有了广泛的阅读视野。为了给一位生态学专家写千字的专访，崔保新就要通读他厚厚一本专著，对生态经济学有初步的了解，文章虽然小，但体现了一种格物致知的态度。在《中国西部开发报》做特约记者的时候，他更是走遍西部10省，到一个地方就先看方志、县志，获得宏观的地情认识，然后买一大堆关于当地的书读，如今崔保新藏书中大量的西部地理民俗图书，都是这么背回来的。
1998年加入东西部经济研究所，崔保新带着研究课题回到新疆，“市面上人们写新疆的书，我几乎看完了，不过瘾。不丰富，有缺憾”。于是他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动笔写了《发现新疆》。这是一本从宏观上介绍新疆的地方史，综述了两千年来新疆地区的方方面面，但因其宏观，而不深入。结构松散，一个大人物不过千把字篇幅。于是，在给叶城县做文化顾问的时候，他又选了邓缵先来做专项研究。理由是“历史研究通常只关注大人物，但邓缵先这个七品芝麻官在历史上留下的功绩不应被磨灭”。
为在新疆做过五县县长的广东人立传
“邓缵先是广东省紫金县人，曾在新疆戍边17年，担任过乌苏、叶城、疏附、巴楚以及乌鲁木齐五县的县长。他那时已经47岁了，是什么让他与父母告别，与妻儿分离，万里迢迢远离家乡到新疆，一去17年？他的诗文里面写着他对家乡、对亲人的热爱，但是关于他的记载很少，《叶城县志》里面提到的有关邓缵先的只有300多个字，而150万字的《巴楚县志》中更是只言片语都未提到过这个巴楚县最后一任县长。”
信息量少增加了研究难度，因此崔保新必须“行万里路”。他跑遍了北京、南京、广州、兰州、乌鲁木齐的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近百年的历史资料，而且还要注重田野调查。一次，他意外地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两本线装书中见到了邓缵先的画像，还有照片，是邓缵先和他的孙子，这让他十分欣喜。
这些调查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多次到广东紫金县实地访查，研究邓缵先的文化根基、价值取向，并由此展开了崔保新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他衣领上那枚徽章，正是广东客属海外联谊会的徽章，他也因为对客家文化的研究而成为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文化总顾问。
“53岁的时候，邓缵先骑着驴到过印度边界，看到海拔6千多米的乔格里峰，4次上到冰大板。这样的实地考察让他写出了《叶城县志》这样的重要资料书。我曾经9次去西藏，我能想象邓缵先当年是怎样的感觉，他‘男儿能报国，头白奋长途’的精神很可贵。1962年，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有专家携带民国时期的《叶城县志》到叶城，县委书记薛义峰得知后，组织人员星夜抄录，才留下这一珍贵资料，这是邓缵先1920年撰写的巡边日记，1962年在中印边境之争中派上了用场。来自北京的专家就带着邓缵先所作的《叶城县志》，以其巡查边情的报告作为领土之争的重要依据。”
重拾广东与新疆文化纽带
以对邓缵先的研究为标尺，崔保新更发现，民国时期有大量广东人到新疆做出了贡献。于是，他的下一本书就准备研究清末民初广东人与新疆的关系，从辛亥革命起笔，一直写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他把自己的这一工作称为“重写广东与新疆的关系史”。
张荫桓、曾问吾、黄慕松、林继镛……这张闪亮的名单让我们惊觉，一直以来竟然如此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视角、这样一条文化纽带和这样一笔精神财富。为什么上世纪会有那么多广东人与遥远的新疆结下深缘？崔保新认为，原因是广东清末一口通商，最早放眼看世界，是人才大省，人们具有更多的机会求学从政，更有管理能力和国家视野，因此就有更多的机会被派往新疆工作。“一代代重责任、重使命、重情义的中国边吏们，捍卫着祖国神圣的领土。新疆地处边远，论生活的便利是远逊于内地，但为什么有那么多广东人去研究它、投身于它、为它奉献心血？我想，这些研究到今天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书房二三问
信息时报：你读书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崔保新：不同时期，我阅读的兴趣关注点是有所变化的。早期喜欢读西方历史、哲学、人物传记，后来兴趣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因为做过记者，四处采访，到一个地方出差就关注当地的风土地情书，这方面的书也存了不少——其中最多是关于新疆的书。
信息时报：现在每个月买书花多少钱呢？
崔保新：以前读书杂，花在买书上的钱很多，现在读书主要是围绕研究方向，需要的都是专著，市面上也买不到，所以更加注意利用图书馆。
信息时报：关于读书，有什么特别的体验？
崔保新：写《藏区三记》之前，我曾经9次进西藏，有差不多连续三个月的时间不怎么说话，就是在读书。那段阅读的体验对我很重要。很静，很专注。1分2分3分4分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