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通胀治理教训表明，在通胀治理上，要保持合理的政策力度，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稳定农产品价格以及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止资产价格过快上涨
■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88～1989年、1993～1994年和2007～2008年三次较高的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的治理方面也各有特点。
1988～1989年的通货膨胀
1988年，CPI同比上涨18.8%，比1987年高出11.5个百分点，1989年CPI涨幅依然维持在18.0%的高位，出现了较严重的通货膨胀。
这次高通胀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社会总需求猛增。为满足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需求和解决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中央政府从1986年开始加大财政支出力度，1988年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0.1%，比1987年提高7.5个百分点，导致社会需求猛增。二是随着商品价格的放开和工资改革的推进，改革旧的价格体系和经济结构中不合理因素引发高通胀。1988年3月，上海率先调整了200多种主要商品价格，接着各大中城市相继提价，提价商品约占商品总量的80%，价格平均上涨30%，最高者达到80%，尤其是家用电器、摩托车、汽油等化工产品。三是货币信贷高速增长，流动性明显过剩。1988年人民币贷款增长21.9%，超过GDP实际增速10.6个百分点，流动性宽松。
此次通货膨胀的发生跟通货膨胀预期关系紧密。当时急于推进价格改革，理顺比价关系，1987年第四季度食品价格持续上升，1988年初又出现“价格闯关”的讨论及宣传，居民对物价上涨的心理预期不断强化，同时企业也随之涨价，一系列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迅速上涨。通货膨胀预期没有得到有效引导，过猛的价格上涨诱发了抢购风潮，抢购风潮又推动了物价的进一步上涨。
针对当时物价高涨的局面，人民银行在1988～1989年实行“紧缩银根”的政策，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提高利率、开办保值储蓄，收缩信贷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减少货币投放。这次宏观调控使社会总需求膨胀的局面得到控制，通货膨胀的势头得到缓解，CPI涨幅到1990年已下降至3.1%。但也应该看到，这次采取“急刹车”式的货币信贷政策，力度过大，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大幅回落，1989年和1990年的GDP增速仅为4.1%和3.8%，分别比1988年低7.2个和7.5个百分点。因此，1988～1989年治理通胀的措施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1993～1994年的严重通货膨胀
1993年CPI为14.7%，1994年高达24.1%，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最快的年份。
从实体经济上看，当时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急剧扩张，严重超过社会的供给能力，导致经济过热，总量失衡。针对1988年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措施出台后，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回落；以及由于担心紧缩过度导致经济衰退，为刺激经济增长，宏观调控重点转向放松投资，199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1.8%。投资过度增长的直接后果是投资品短缺，投资品价格大幅度上升。当时的企业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难以消化投资品价格的上升，投资品价格的上涨迅速向下游传导，给下游产品带来了巨大的成本推动压力。在刺激投资增长的同时，还采取了刺激消费的宏观经济政策，如1990年采取了取消储蓄存款保值贴补率和调低利率等刺激消费的措施，推动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张。
从货币方面看，当时货币投放过多，金融秩序混乱。1993年上半年，现金比1992年同期多投放550亿元，比发生通货膨胀的1988年同期多投放近440亿元；1993年6月末M1增长36.5%、M2增长54.1%，货币供应超常增长。当时普遍存在的“乱集资、乱拆借、乱提高利率”现象愈演愈烈，在银行储蓄存款增幅回落的同时，国家银行信贷供应出现了大敞口，大量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这种混乱的金融秩序严重影响了经济金融的正常运行，导致物价快速上涨，民众对物价上涨的预期不断强化。
针对当时经济过热所导致的宏观经济失衡、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党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6月下发文件，采取了16条以治理通货膨胀、消除经济过热为首要任务的综合治理措施，以整顿金融秩序为突破口，主要运用金融手段加强宏观调控：一是坚决查处“乱集资、乱拆借、乱提高利率”等非法行为，防止资金流失；二是适时微调，在总量从紧的原则下，改进贷款供应，实行保国有企业、保重点建设和保农业合理资金需要的“三保”政策；三是在1993年5月和7月先后两次调高存贷款利率，重新开办保值储蓄，稳定居民的心理预期，加快现金回笼。这些手段使当时经济、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得到了控制。随后几年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断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把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主要依赖信贷规模转向调控货币供应量，并灵活运用利率政策，适时调整利率。到1996年底，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收到成效，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国民经济实现“软着陆”。当年，CPI涨幅回落到8.3%，经济增长率逐步回落到10.0%。
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
2007年，国民经济出现过热的苗头，CPI涨幅从2006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4.8%，2008年继续上升到5.9%。
这轮通胀主要由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带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于食品价格，而食品价格上涨又主要体现在猪肉、粮食和食用植物油、肉禽蛋等价格的上涨上。这些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产量受气候和疫情等因素影响出现下降。同时，国际价格的快速上涨也给国内价格带来上涨压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CRB(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商品研究所)现货指数从2006年就开始持续上涨。最后，流动性过剩也给物价稳定造成很大压力。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增长很快，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净流入，并最终通过中央银行的购汇行为转化为外汇储备。央行购买外汇的同时释放出等量的基础货币注入到金融体系中，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现象日趋严重。从短期来看，过剩的流动性流向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和股市等领域，直接推动了股价和房价的大幅上涨；从长期来看，它也会推动未来消费价格的上涨。当时通货膨胀预期也较高，从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出，2007年居民对物价上涨预期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居民对于物价的满意程度快速下降，通胀预期已经形成。
2007年，针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扩张压力较大、物价不断攀升的形势，货币政策逐步从“稳健”转为“从紧”。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采取综合措施，加强流动性管理。人民银行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对冲工具，加大力度回收银行体系流动性。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适时开展正回购操作，重新启动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的发行。二是充分发挥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内价格水平存在上涨压力、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统筹考虑总量及结构因素，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先后六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三是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传达宏观调控意图，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控制信贷投放总量和节奏，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优化信贷结构，合理控制基本建设等中长期贷款，严格限制对“两高一资”企业贷款投放，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节能环保等领域的信贷支持。“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效地引导了社会预期，2008年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基本呈现逐季下行的趋势。
我国治理通货膨胀、
管理通胀预期的经验和教训
我国历次治理通货膨胀、管理通胀预期积累了以下经验：
第一，及时调整利率，稳定通胀预期，防止储蓄大规模流出。在1988年、1993年和2007年物价出现快速上涨之后，中国人民银行都及时上调了利率，尤其是在1988年和1993年物价出现两位数涨幅的情况下，两次开办保值储蓄，有效稳定了居民的心理预期，防止储蓄存款大规模从银行流出，对物价造成直接压力。
第二，协调运用本外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在我国外贸进出口持续顺差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外汇市场大量买进外汇，增加了国家的外汇储备，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搭配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等对冲工具，加大力度回收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合理调控金融机构贷款的扩张，并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确定工具组合方式和对冲力度，提高对冲效率。
第三，在主要运用货币政策和金融手段的同时，也注重发挥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实行综合治理。在政策搭配上，货币政策注重与财政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配合，例如在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控制通货膨胀时期，中央银行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就得到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大力支持。同时，在价格调控上，还合理运用信息引导、储备吞吐、进出口调节、价格调节基金、财政补贴等各种方式，有效平抑了物价。
第四，积极开展与公众的沟通和引导工作，增强社会公众对稳定价格的信心。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行领导讲话、新闻发布、经济金融分析报告等形式向公众明确宣示保持价格稳定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目标，政府也必将采取有效措施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同时，还向公众解释说明当前物价形势、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有效引导公众通胀预期。如在分析报告中阐明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主要是为了理顺价格关系，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节能减排，为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并不意味着整体价格的上涨。
我国在治理通货膨胀中也有一些教训：
第一，政策力度过大。1988年的通货膨胀来势凶猛，1988年8月，我国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储蓄存款的净下降，同时“抢购风”达到了高潮。1988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并实行财政金融“双紧”政策。这次治理整顿很快收到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成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18.8%降至1990年的3.1%，1991年维持在3.4%的水平上。但同时，这次采取“急刹车”式的政策调整，力度过大，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大幅回落。
第二，需要进一步提高政策的前瞻性。1992年经济热度逐渐上升，当年第四季度物价较快上涨的趋势已经形成，1993年这一趋势更加明显，但相应的治理措施在1993年6月方才出台，造成物价同比涨幅在1994年继续上升，到1994年12月物价开始回落，直至1996年底通货膨胀才得到有效控制。此次的政策调整吸取了1988年调整太猛的教训，总体成功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但若采取的措施更及时一些，力度更适当一些，可以有效缓解经济过热的程度，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第三，农产品供应稳定性不强，加大了政策调控的难度。我国食品消费比重较高，食品价格对物价水平影响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的CPI指数是“食品指数”或“农业指数”。我国农业年景总体上看还是“七分靠天，三分靠人”，加之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产品供给受自然气候等因素影响很大，导致了我国农产品供应稳定性不强，进而造成了物价水平不平稳，加大了政策调控的难度。因此，要采取综合措施增加国内农产品供给，保持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基本稳定。
第四，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止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强化物价上涨预期。实证研究表明，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在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同时，最终会推动物价水平的上升，从另一个角度讲，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会加剧公众对物价上涨的预期。因此，针对我国资产市场相对不成熟以及居民对金融资产需求逐渐增加的特点，应采取综合措施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将金融杠杆率保持在一个合理审慎水平，防止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而强化一般消费价格上涨的预期。■
课题组组长：王 毅
成员：闫先东 叶 欢(执笔) 李光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