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获两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和故事片奖的美国导演古腾塔格，始终以尊重历史、传达真实的态度拍摄每一部电影。他说：“拍摄有关政治或道德问题的影片，是电影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吴丹 孙行之
去年，美国导演比尔·古腾塔格（Bill Guttentag）以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的身份来到上海。今年再度访沪，他换回自己的教授身份，带着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出现：“同行有11个国家的学生，他们想来中国学习，想了解中国，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古腾塔格。在他身上，各种极具魅力的身份与角色相互穿插融合——他是著名导演，曾获两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故事片）以及三次艾美奖；他是编剧，也是小说家，去年刚出版的《大道》（Boulevard）是他第一部小说；他是教授，2001年以来，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始终能聆听到他关于电影这门生意的精彩解读。
这位集导演、剧作家、制片人、教授于一身的电影人，曾与老搭档丹·斯图尔曼联合执导纪录片《南京》，以严谨态度重现那段梦魇般的历史。这部投资200万美元、耗时两年拍摄的电影，获得了包括圣丹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剪辑奖在内的无数殊荣。
纵观古腾塔格的作品，从首次获得奥斯卡纪录短片奖的《你没有必要去死》（1998年），到《世贸双塔》（2003年）、《南京》（2007年）、《革命原声带》（2009年），每一部都力求尊重历史、传达真实。古腾塔格认为：“拍摄有关政治或道德问题的影片，是电影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一财经日报：你过去曾在NBC拍过真人秀的系列纪录片，在你看来，纪录片中的真实与电影中的真实有何区别？
古腾塔格：拍摄纪录片，你不但要准确，还要打动人心。比如我拍摄《南京》时，很多日本人认为我在为中国政府宣传。让我骄傲的是，我没有让任何人抓到我在影片当中的错误，因为我在准确性方面极端严谨。所以，如果你想要拍一个很好的故事，就必须做到准确和打动人心。
关于如何打动人心，我想强调的是制片过程中领袖精神的重要性。我要保证自己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协同工作，保证拍出来的电影都真实无误。我们在为拍摄《南京》做采访时，两位翻译说着说着，突然停下来，他们因幸存者的讲述而泣不成声。在那个时刻，我感到人类是有共通的情感的，这种情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让人感同身受。
日报：你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影响力是最为重要的，甚至比票房更重要。你怎么看待影响力和票房的关系？投资者更重视哪一点？
古腾塔格：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投资者也不都只重视票房，很多投资者拍摄纪录片，只为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或出于社交的需要。
每部电影都有一个老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做一些谈判，达成一些共识。我们必须做很多决定，这是一个双方妥协的过程。就像《南京》这部纪录片，有150个不同国家的人为之工作，这是一个合作的过程。这就像我现在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课程一样，课程是关于领导力的，但我们同时也在学习相互合作。
所有的电影都是艺术与商业的结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电影是很有影响力的，同时电影也是一门生意。你要是希望做一部好电影，最起码，你要让观众喜闻乐见。现在美国电影有一个趋势，一些投资者拍电影并非为赚钱，而是为做一些有影响力的、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去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的《海豚湾》（The Cove），就不是一部纯粹的商业片，它讲述的是日本一个渔村每年捕杀大量海豚的血腥故事，商业上没有很多盈利，影响力却相当大。这部电影一上映，那个捕杀海豚的海湾就被关闭了。电影是一个传声筒，不但传达制作团队的思想和价值观，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解决政治或伦理道德的问题。
日报：你还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任教时，经常与学生讨论电影中艺术与商业的结合。你是否认为，电影无所谓商业与艺术之别，只有好坏之分？如何把商业与艺术更好融合？
古腾塔格：斯坦福的学生不光对他们学习的领域感兴趣，还对整个世界感兴趣。从商业的角度说，我教授给学生商业的意义和经验；从创意的角度说，我教他们如何讲述一个故事，让人们有兴趣看。比如我寻找的故事发生在上海，对上海这座城市很有意义，同时也必须对整个世界都有意义，才能引起全世界观众的共鸣。我总是教授学生一个观念：怎样和来自全世界的观众交流，怎样让自己的电影触动他们的内心。当然，故事的本身也很重要，就像你看一本书，是什么吸引你一直读下去？是这本书的情节。
我虽然在商学院教书，但我们身处硅谷，那是世界上最有创意的地方。电影讲求的也是创意。虽然我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会去商业机构和大公司任职，但他们这一生都会对艺术感兴趣。
日报：你曾经说过：“好莱坞提供了一种把风险变为回报的产业。人们可以通过一部好电影、一个好题材快速地从底层脱颖而出。”要寻找好的点子，是否有规律可循？让你产生拍摄欲望的题材是哪些？
古腾塔格：好的点子就是不断让你深思、思考，让人很有感触。选择故事的时候，我会关注一些具有全球视野的故事题材。我通常会在那些让我感触很深，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里寻找灵感。我拍《南京》这部纪录片，是因为自己对这段历史好奇，这段历史在西方并非家喻户晓。这种渴望了解的欲望促使我开始动手拍电影。《南京》讲述的是失去母亲的故事，这种经历任何人都会感同身受，它同时又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
我觉得当今最好的导演就是李安，他拍了各种各样的题材，关于中国、关于美国、关于世界。对于像我这样并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李安的电影就能让我了解世界。
日报：《南京》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拍摄一段关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历史，在资料的收集和拍摄过程中，你如何秉持价值中立？拍摄的困难在哪儿？
古腾塔格：很多日本人说这段历史没有发生，但它真实发生了。我们采访了近8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当年的日军老兵。中国人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他们在情感上、言语上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但要让日本人讲这段历史就会有障碍，许多日本老兵不愿接受采访。我们剧组有3位日本工作人员，在电影拍到一半时甚至迫于压力而退出。
当我讲述一个很宏大的故事时，我希望能以很小的视角去呈现。我们避免用专家们历史性的、学术化的语言去描述，而是用亲历者的语气、以第一人称和第一手资料重现历史。这样才具备震撼人心的力量，更有说服力。
日报：你在写作的同时也担任编剧和导演工作。写小说是相对独立的，只需自己的头脑和一支笔就足以完成。电影拍摄却需要不同部门无数人的合作。写作与拍摄，你更喜欢哪一种？
古腾塔格：相比写作，导演更能给我快感。导演就像一位领袖，可以带领很多人共同完成一件事情。而作家在相对私密的空间里工作，只跟编辑讨论，有时候要按编辑的思路创作。拍电影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私密空间的工作转向公共空间的过程。制作一部电影就像开一个作坊。如果要我转到编剧和作家这一面，我就需要把自己的思想锁在一个小盒子里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