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湄
1768年，中国爆发了一次妖术大恐慌。这一年正值乾隆皇帝在位三十三年、大清王朝处于“盛世”的一个高峰时期。但恰就在这一年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名曰“叫魂”的妖术竟然快速地蔓延至大半个中国，民众的恐慌、官员的两难与乾隆本人的寝食难安都在酝酿着一场现在看来似乎是充满迷信色彩的非理性 “除妖”运动。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一书中，从三个不同的视角，为这次社会事件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讲述。从孔飞力描述1768年妖术大恐慌的三个不同视角，来观当今社会中的一些现象，便会发现很多社会问题不是某个时段的问题，而是有其历史性的。
“叫魂”的恐慌往事
“叫魂”的恐慌先是表现为当时民间流传的谣言：他们相信掌握了邪术的妖术师，如和尚、道士这样的人物，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乃至姓名为介质，盗取这些物件与名字所有者的灵魂来为自己所用，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随着流言越传越盛、涉及的面越来越广，民众的恐慌情绪也愈加强烈。在大半年的时间里，由于民众恐慌而打杀僧人、道士或将他们认为可疑者扭送官府的集体暴力事件层出不鲜。民间不断地在寻找和传播对抗妖术以进行“自我保护”的方法，官府则费尽心力追辑被认为在各地作案的“妖人”。而民间的恐慌和“灭妖”如潮涌起，人心惶惶的情势也给最高统治者乾隆带来了深度不安，无法控制的民间“灭妖运动”使这位被后世视为“康乾盛世”有力推动者的皇帝多了几个心思：他对这次妖术事件有了“阴谋论”的猜疑，认为这场妖术恐慌的背后隐匿着篡位夺权的凶险。在对自己“江山社稷”是否稳固的担忧下，这位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也曾不断发旨指挥全国对妖术予以“清剿”。民众要求官府追缉“妖人”、皇帝也对他的属下官员定了维持社会稳定的任务，夹在中间的官员没有其他办法，为了穷于应上对下只有展开全国性的“捉妖”运动。
这出“捉妖”的活剧，经由从皇帝到百姓的推动而愈演愈烈。本为无稽之谈的流言由捕风捉影形成，却在普通百姓中引起极大恐慌。一场群众性的迷信暴力大发作，并在迷信的助力下日渐升级—民众由于自身的不安全感，将恐惧心理外化成为针对社会边缘人物的群体暴力活动。他们把外来的陌生人，如乞丐、游方僧都当作施行妖术的假想敌。恐惧使人们把更为弱势的人视为不安全因素，并对其施以暴力。由于流言的来源不可考证，这对群体心理带来了盲目的感染性。而对于民众这种不安定心理的骚动，官员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先是层层对上级瞒报，他们仅将流言传播视为无谓的妄动，并没有意识到流言背后隐藏了信息不透明带来的更大隐患。但当流言越传越广，最终惊动了当朝天子后，一架庞大的国家机器也就不以这些官员的意志为转移而开动了起来—从朝廷到省、府、县，都在清查被定名为“叫魂犯”的“妖人”，但这些“妖人”却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时间，朝野都处于紧张的状态，气氛的紧张却又更进一步加剧了皇帝对权位的不安全感。为了解决民间 “妖术恐慌”的群体性歇斯底里，乾隆又对地方官员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他们“捉妖”。官员们为了平息民间的骚动情绪以对上有所交待，对一大批处于社会底层的乞丐、僧人捕风捉影、屈打成招，一起起的冤案也由此产生。
“叫魂案”在大半年的时间内，从江南波及到华北、川陕。最后，军机处重审此案，案情终于真相大白：被抓获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妖人、被认定为妖案的每一个案件最后都不能坐实。乾隆帝只有草草收兵，历时大半年的“叫魂恐慌”才就此落下帷幕。
流言背后的社会问题
孔飞力分别从民间、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官员和集最大权力的中央朝廷这三个不同的角度，讲了一个一波三折的故事：谣言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也即是普通百姓是如何形成与传播关于妖术恐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普通百姓之所以爆发出对外来人的仇恨，既有封闭性的乡土与族群的领地意识作祟，也因为这种意识被不安全感和流言未经证实的匿名性带来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从众心理扩大而演变成一种仇恨。而在官员阶层，由于担心民间的恐慌情绪带来对自己官位的影响，而对民间的“恐妖”和“灭妖”行为采取压制和瞒报的策略，这进一步带来信息的不透明而加重了流言对民众心理影响的强度。中间层面的信息阻断，也让更上一级的皇帝不安。为了弄清楚底层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妖术恐慌，乾隆加大了国家机器的压制功能，这又让自上而下的信息成为民间对妖术恐慌未经证实流言的权威佐证。可以说，孔飞力的《叫魂》不仅通过这一桩“妖案”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结构错综复杂的君臣关系、官民关系、普通民众与社会底层边缘群体间关系，也在叙述中呈现出信息传播链条因为中间阶层的梗阻造成信息失衡而带来的信任危机。朝廷对官员不信任、官员对民众不信任；民众对官府不信任，也对陌生的“外来人”不信任。社会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链条一旦断裂，盲目地信任谣言、流言成就了整个社会共有的结构性病态反应。人心由于信任度缺失，相互间的提防与暴力行为也滋生蔓延，成为一股不可扼止的恐慌洪流。
孔飞力的《叫魂》一书虽然描写的是二百多年前的一桩妖案，对社会整体结构性病症作了剖析。所谓结构性问题一般都不是一个时代的特殊问题，往往带有很强的历史性和普遍性，当下中国的流言传播中依旧可以发现这种问题：这即是在网上被讥为“盐荒子孙”的“抢盐风波”。面对日本地震带来的核辐射危机，国内媒体在报道时有一定选择性，无意中却也强化了核扩散带来的危险性，这使得原本就处在不安全感中的国民心理在毒大米、毒奶粉的阴影中扩大了原本就脆弱的那一面。而对多年前SARS时期信息不透明的媒介报道以及抢购板兰根的记忆还牢牢地盘据在人们对社会予以认知的印象中，一味地把记忆中有太多负面要素的民众参与抢购碘盐的行为视作“无知”或者是“低素质”的表现，可谓是打板子没打正地方。
社会阶层间的不信任制造恐慌
参照1768年妖术大恐慌的例子，信息传播在系统性结构中受到的梗阻才是流言得以产生并强化的最根本原因。流言来源于群体传播，群体传播是指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间的传播互动机制，也即是“将共同目标和协作意愿加以连接和实现的过程”。参与群体的成员在群体意识中形成了相互的认同的归属意识，这种群体意识一旦形成，就会对群体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群体传播的极端形式是“集合行为”，这是无组织性的群体行为，多以群集、恐慌、流言、骚动的形式出现。而结构性压力；触发性事件以及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化，这三个条件是非常态的集合性社会事件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在1768年的谣言传播中，乾隆盛世所面临的社会上层、中层与下层之间信任度的弱化与信息交流受阻正是其不可回避的结构性压力，由石匠打桩而附会出的“叫魂”故事则是触发性事件，信息不透明带来民间非常态传播机制活跃化。一场蔓延了当时大半个中国的妖言恐慌不仅仅是普通百姓流言造成，更重要的背景则是社会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信任机制产生了危机，以致发展成对社会最弱势人员的暴力清剿。
再观此次的抢盐风波，其触发性事件是日本的核泄漏带来的危机意识。照理说，日本应该更处在这种危机中，但日本国民并没有因此造成大规模的恐慌。这和媒体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对民众心理进行引导有着密切关系。而在中国发生的“盐荒闹剧”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主流媒体在公信力方面有一定脆弱性，这和信息的公开度与透明度不够有着密切关系。抢购碘盐的消息是随着日本核扩散将布及中国的短信蔓延开的，甚至有些短信还以此信息来源于BBC的报道作为其权威性的注脚。可见人们仍然需要来自媒体的权威说辞以证实传言的出处。公开、透明与客观、公正的媒体信息，是袪除人们对社会环境监测不确定性的重要系统，一旦这个系统发生了功能紊乱，对非常事件的非正常的传播机制活跃化也就不可避免—吊诡的是，这样的非正常传播还要假借如BBC这样具有较好声誉的国际媒体作为其佐证，这其中媒体社会功能的系统错置也就可见一斑了。至于结构性压力，则是社会不同阶层间信任度的缺失—毋需太过责怪那些相信短信中碘盐能防辐射或是食盐将短缺的民众，因为他们对自身周围环境的监测是处于失效状态的。
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1768年的妖言恐慌中，有理智的人并不在多数。但最后正是军机大臣刘统勋这样少数保持了清醒的人在“沉默的螺旋”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才促使乾隆放弃了“严追妖士”的打算。今天的信息传播，已经从1768年的口语传播演化为数字传播，但社会结构性的压力与信息的梗阻，仍从这次数字媒体的流言传播中显现出它的痕迹来。对于一个有序的现代社会来说，“智者”的角色已经从清醒的少数人移位到具有公开、透明、客观、公正态度的大众媒体。媒体应该何为，才是这一次“盐荒”事件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最有力警示。
作者系传播学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