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说“黑色幽默”说到底还是消极、无奈的，你怎么看？
李承鹏：这是一种绝望中挤压出的力量，是站在悬崖边的人忽然会心的笑，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几乎没有“幽默”，有的只是讽刺或谩骂，“黑色幽默”是非常积极的态度，是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为。
日报：从意见领袖这类身份过渡到小说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经过哪些训练？
李承鹏：我讨厌“意见领袖”或其他类似的称呼，但老有人对我进行这样的暗示。事实上，这些人的成分非常可疑，很多人你不知道他真正的立场，以及他从这个身份中获取了什么利益。在言论根本无法涉及制度的现实中，一个根本没有做过工人、农民，没有底层经历的人没有权利站在高处俯瞰大多数人。我不介意站在高处，但我介意俯瞰或被俯瞰。
说到小说技术性的训练，我想大学的四五年已经完成了，更重要的部分是在四五十年里生活对我的训练，我的生活、我的观察是写小说最重要的部分。我从2004年开始写房地产专栏，小说中涉及的很多思考和辩论就是生活中来的。
日报：你从写杂文开始，然后写小说，我们很好奇曾经贯注在你杂文里的批判态度，是否还能从小说中读到？如何在小说中体现？
李承鹏：由杂文入小说难，杂文是“投他以匕首、标枪”的写法，重在观点，一篇杂文写得令人信服不难。小说的重点在人物，需要涉及很多事件，于是更容易暴露写作者的矛盾性。如果作家没有一致的态度，一写小说就暴露其两面性，那是演员不是作家。通过杂文和小说的比较，很容易看出作家是个怎样的人，写《纪念刘和珍君》的鲁迅和写《阿Q正传》的鲁迅，是作家，而写《女神》的郭沫若和写《未央》之类口号体小说的郭沫若，只能算个演员。
我写作的态度是，我就写底层、写市井文化、写俗文学。菜场里卖菜的、发廊、旧货店，车水马龙多好玩啊。我不会说“小姐”是高尚的，但和贪官污吏相比，这些人至少没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更何况，市井文化不只这些，它里面还有街坊邻居、有人情世故。懂得欣赏市井文化也需要一定教养，但我们长期不承认“市井文化”，现在“市井文化”改称“社区文化”了，没有了街坊，只有物业公司。
日报：从构思到写作通常是什么样的节奏？
李承鹏：一般构思得很慢，因为急于构思会引出很多分叉，我会有意放慢节奏，沉淀一下，然后写大结构、小结构，具体写起来会很快。
日报：你的语言思维是方言的还是普通话的？
李承鹏：我的语言逻辑是四川话，写杂文的时候也是，只是有意去掉一些地方性太强的词。方块字的空间太小了，用普通话写作没法在字与字的组合中写出画面感，好的语言一定要有画面感。
日报：下一部小说打算写什么？
李承鹏：写逃亡。一个人在沙漠里经历的事，也很荒诞很好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