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圣刚专栏(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之“自杀”与“被自杀”1
死亡，是常人最怕面对的结局；权位，是常人心驰神往的东西。然而，极度厌恶与热切追逐的这两样东西很多时候总是结伴出现。
两汉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时期，尽管政局相对稳定，但位高权重的大臣由于触怒君王、擅权作恶、政争失败等原因仍不免时时迈向死亡之局。不过，与其他朝代明显不同的是，两汉大臣往往以自杀方式退出权力中心，而不是走入狱受审、刑场伏诛这一程序。
这当然会为事件添加暧昧不明的色彩，因为很多真相由于当事人的自杀而无法深究并大白于天下。不过，如果我们“穿越”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地披上皇帝与王侯大臣的戏袍，也许会感叹一声：在某种情形下，这大概是最坏局面下的最好解决之道。因为它可以为君主和当事的王侯大臣保留最后的颜面，让很多不必说、更不可说的顶级机密控制在最小的传播范围之内。并且，它还令当事人不必受入狱之辱，保持生命最后的尊严，让继任者不必惴惴不安。(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现在看来，两汉时期这一暧昧而体面的权力退出机制呈现出一种解决高层人事危机的独特思路：当组织高层管理者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离职时，不必采用“诛杀”的手段———大张旗鼓地责罚罢黜，可以考虑提供一个让他们“自杀”的选择———悄无声息地低调离开。当然，这需要最高管理者衡量其中的利弊得失，并与当事人达成默契。
“自杀”的历史传统
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及万斯同《东汉将相大臣年表》统计，两汉位列三公的大臣分别约50名和260名(东汉三公不掌实权，故多且滥)；其中在任期间获罪受谴而死的有数十人之多。(可见这是一个危险系数相当高的职业，“伴君如伴虎”洵非虚言。)而其中自杀比例远远大于被处决的比例。如果统计两汉诸侯国的情况，王侯因罪自杀的现象则更为普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两汉王侯大臣的这种自杀“风尚”呢？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这首先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义烈之风影响下的结果。齐国晏婴的“二桃杀三士”之计，能在谈笑间让齐国最勇猛的三名武士相继自杀，利用的便是他们宁死不辱的义烈；魏国侯赢在为信陵君出谋划策之后“北向自刭”的做法，后人看来或许深感诧异，但这正是当时很多义士坦然奉行的行为准则；逃到燕国的秦国败将樊於期听到燕太子刺杀秦王的计划后，二话不说拔剑自刎，将自己的头颅作为荆轲接近秦王的礼物……春秋战国之后，秦朝短暂的统治亦未将这种义烈之风完全革除：项羽战败后的拔剑自刎，田横五百士拒绝刘邦“大者王、小者侯”的封赏承诺而集体自杀的壮举，都可以看做是这一风尚的延续。
可以想见，两汉时期王侯大臣在不得不结束生命之际选择自杀的方式，或多或少会受到这一悠久传统的影响。生命诚然可贵，尊严无比崇高。尤其对于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侯将相而言，他们固然很少激于义烈而死，不过在无可逃脱的惩罚面前还能保持古人遗留下来的一丝血性——— 自行了断。
“自杀”的现实背景
当然，两汉时期的获罪受谴的王侯将相之所以普遍倾向于自杀，还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如果入狱接受审问，往往意味着难以承受的羞辱。汉景帝时，韩安国曾因轻罪入狱，狱吏田甲对其极尽羞辱，韩安国说道：“死灰独不复燃乎？(意即我将来可能会复职为官，你可以对我客气一点)”这位狱吏却恶狠狠回应道：“燃即溺之。(意即不要痴心妄想，你现在的命运完全掌控在我的手心。)”
韩安国此时并未身居高位，所犯的也不是必死的大罪，依然受到狱吏的百般羞辱，那些皇帝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王侯大臣们入狱后的待遇自然可想而知。曾平定“七国之乱”的太尉周亚夫，因在废黜太子的问题上执意反对而被汉景帝记恨在心。不久，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亲买了500件宫中使用的殉葬甲盾，汉景帝借此小题大做，派人将周亚夫抓到监狱审讯。狱吏问道：“你想造反吗？”周亚夫辩解说：“我买的都是殉葬用的兵器，怎么能说是造反？”狱吏喝道：“你即便不是想在地上造反，也是要到地下造反！”在这种“非死不可”的情形下，周亚夫只能“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了。
汉文帝是难得的仁厚之君，但对位高权重的大臣有时也不免猜疑。立下拥立大功的绛侯周勃因常穿着盔甲见地方官被告发意欲谋反而入狱。狱吏对这位昔日威风八面的太尉照样凌辱不已。周勃送上一千斤黄金，狱吏才改变态度，并在周勃背上写下五个大字，指出一条生路：“以公主为证。”———周勃的儿子周胜娶的是汉文帝的女儿。最终，在汉文帝母亲薄太后的说情下，周勃得以出狱并恢复爵位。他感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汉武帝时，被司马迁称为“数奇”(命不好)的飞将军李广也是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征战杀伐的一生。其实，李广犯的并非死罪。很多同时代的例子证明，他的过错只需入狱后交纳一定罚金就可以出来。但李广显然不能接受被刀笔吏审讯的耻辱，他说道：“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接着，拔刀自刎。(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迈向“自杀”之路
在历史传统和现实背景的双重推动下，两汉犯下重大过错或触怒皇帝的王侯大臣们纷纷迈向自杀之路。据司马迁统计，西汉初年分封的100多个诸侯，到汉武帝后期仅有寥寥数个得以保存。在消失的诸侯国中，很大一部分即因为诸侯“自杀、国除(侯国撤销)”。实际上，权力顶层的无限风光往往与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东汉光武帝四个驸马中，有三个因种种原因而自杀或被下狱而死。光武帝驾崩后，他的10个儿子中也有两个因试图危及汉明帝的皇位而自杀。因此，很多自杀事件之所以发生，是由当事人的身份决定的。“高处不胜寒”，政治斗争无情，尽管他们没有犯下世俗所谓的罪恶，但仍不得不自杀。(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有些自杀案例中，当事人犯下的唯一过错是触怒了皇帝。光武帝时的大司徒韩歆，“好直言，无隐讳”，光武帝很难容忍。某次朝会，韩歆听说光武帝读隗嚣、公孙述(光武帝两个最大的对手，当时已被消灭)的往来书信，说道：“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光武帝大怒，认为在暗地讥讽自己。韩歆还不知收敛，“又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于是被罢免官职，放归田里。但光武帝一口恶气还没出来，派人拿着诏书去责问他，司徒校尉鲍永苦苦劝阻，光武帝仍执意不听。结果，使者一到，韩歆与儿子韩婴就一起自杀。应该说，韩歆的过错不致于被处死，光武帝也未必真想处死他，但韩歆不肯受辱的刚烈性格注定了事情将以自杀结束。事后，群臣都为韩歆的“死非其罪”而不满，光武帝也过意不去，“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遗憾的是，汉明帝没有吸收其父的教训，对司徒虞延的过错抓住不放，下诏书切责怒斥，虞延也自杀而死。
不过，很多自杀的王侯大臣确实犯了实实在在的罪责，只不过有的罪不致死，有的死有余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纷纷选择自杀，有的人未免有点吃亏，有的人则占了“便宜”。汉武帝时，齐厉王刘次昌与其姊私通。这固然是王室的丑闻，一般也会受到大臣的严厉抨击并请求皇帝下诏处死；但实际上，王室成员除了谋反大罪很可能被迫自杀外，其他罪行往往一概被宽恕。问题在于，当时负责审查的官员主父偃此前想娶齐王的女儿而被拒绝，因此他到齐国后就挟持私怨大肆逼供齐王身边的人，营造出一股严查严办的氛围。于是，齐王“饮药自杀”。汉武帝得知消息后大怒，将主父偃族诛。当然，汉桓帝时，擅权作恶20余年的梁冀听到宅第被围的消息后就拔剑自杀，逃脱了被明正典刑的惩罚，算是钻了自杀“制度”的空子。
“自杀”的组织价值
总之，我们看到，两汉时期庞大的社会组织中，处于金字塔尖的王侯将相们在必须一死的时候，通常选择及早自杀，而不是“坐以待毙”。事实上，这一做法正是儒家思想长期以来所宣扬和推动的。
孔子曾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礼记·儒行》也说：“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进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过失可微词而不可面数也”。这些话并非虚伪的说辞，而有其现实的意义。适当的隐讳和遮蔽，对生命最后时刻的尊重———即便他恶贯满盈———也会起到“厉廉耻、行礼义”的效果。一种体面的权力退出机制，对继任者不仅意味着平稳交接，更意味着一份砥砺和保证。
对此，西汉政论家贾谊也曾进行过透彻分析。他举例称：“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并非为大臣开脱罪名，而是给他们保留一丝颜面，当然，这也间接维护了君主的尊严。因为，如果轻贱自己的元老重臣，也就是轻贱自己。众人曾以仅次于对待最高领导者的敬畏对待他们，而他们瞬间就陷入任人侮辱的境地———这等于宣告一个组织的神坛随时可能垮塌。
必须指出，贾谊的这一理论是从维护最高统治者的尊严和帝国秩序出现的，未必适应于更加开放和扁平的现代组织。但这一理论和两汉的“自杀”风俗还是给我们呈现出一个独特的权力退出机制，有值得借鉴和反思之处。
下期预告“被自杀”
在两汉400年间，“自杀”机制有其独特和积极的一面，但缺陷和弊端也可谓与生俱来———固然可免除入狱的羞辱，但自杀者有时也会因为放弃辩白的程序而错失生机，甚至被政治对手所利用。随着时间流逝，这一制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而变得更加消极和僵化，并最终走向终结。下一篇我们将分析从“自杀”到“被自杀”的演变。
作者介绍
张圣刚，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目前在国有电力行业从事企业文化工作。雅爱书史，神交古人。
版面博客
nfdsbgssh.blog.163.com (南方都市报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