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歌剧院已经成为历史。今天，以广州大剧院为代表的豪华剧院，正以如火如荼的趋势在中国遍地开花。这些让国内外媒体惊叹的一流建筑，为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与风光。但喧嚣之下，如何让建筑保持其作为剧院的生命力，才是核心命题
徐佳 孙亚玲
“在现代的歌剧院当中，悉尼歌剧院是一流的建筑，但不是一流的剧院；法国的巴士底歌剧院是一流的剧院，但不算是一流的建筑。但广州大剧院却能两全其美。”这是凤凰卫视中文台《筑梦天下》去年5月为广州大剧院开幕献上的溢美之词。就在这期节目播出前一周，这座矗立在珠江北岸、被人们称为“圆润双砾”的剧院，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剧院版《图兰朵》的咏叹中掀起了盖头。
“那是广州历史上首次上演这出经典歌剧。从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到《图兰朵》的三位主要演员，都是世界一流的，整个制作堪称名副其实的顶级班底。”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广州大剧院品牌中心总监刘晓璐仍为那一夜的盛况而感慨。多年来，“广州是文化沙漠”的旧帽子，很有可能因这座大剧院的豪华开幕而被人们忽略，甚至忘却。
但此前，这座历时6年、投资13.8亿元、由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建筑，被过多地聚焦于怪异的外形和不菲的造价上。广州的第七大新地标——这是广州为这座豪华剧院定下的最重要的基调。但豪华又恰恰是“大剧院”最为敏感的关键词。近年来，被濮存昕称为“牛皮癣”一样的大剧院工程在全国各地蔓延。它们顶着世界级的昂贵身价，却不一定能提供与身价匹配的优质节目。在社会舆论对大剧院“盲目建设风”的炮轰下，兴建中的广州大剧院也曾成为众矢之的。
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第一任总监列奥波德·达姆罗什上任时曾说：“要想知道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有多高，看它的剧院就知道了。”如今，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大剧院，可谓各大城市向往国际大都市的心态体现。
刘晓璐感言，“没有好的演出，剧院就是废品。”她认为，广州大剧院不仅是城市地标与城市文化内涵标识，更要成为实至名归的华南最高艺术殿堂。对于全中国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端剧院而言，这才是切实的生存之道。
一流建筑吸引一流演出
从数据来看，广州大剧院开幕第一年的成绩单至少是可喜的。截至去年12月31日，这里共进行了178场演出，其中，国际A、B类演出超过60%。蒙特卡罗芭蕾舞团、圣彼得堡爱乐乐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与小提琴大师祖克曼的到访，令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不断掀起高潮。刘晓璐介绍，1800座的大剧场，全年平均上座率超过八成。“以前人们会认为，广州人的消费观非常理性务实，宁可吃，也不会进剧院。其实，广州人对高端艺术的需求是被低估了。”
广州曾深陷“文化沙漠”的阴影。港台演唱会场场火爆，高端演出市场却无人问津。刘晓璐认为，这跟广州的剧院建设普遍落后有关，“在广州大剧院落成之前，几乎没有知名歌剧敢来广州试水。”她还记得，有一年俄罗斯某芭蕾团的《天鹅湖》造访广州，因为舞台太小，78位“天鹅”无奈被减少到只剩下30余位；2008年，百老汇音乐剧《猫》因没有合适场地，只有选择在天河体育馆上演。
“好的剧院才能吸引好的演出。”刘晓璐说，在亚运会期间，她已经充分感受到一座优秀建筑带来的关注度，“国内外的媒体不断前来采访，他们的报道扩大了广州大剧院的知名度，为我们树立了品牌。”今年2月底广州大剧院正式落成，英国《卫报》评价：“广州大剧院是全世界最壮观的大剧院”；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则感叹于“我到过很多城市的‘市标’，广州大剧院给我的震撼力可以说是最强烈的”。《纽约时报》则注意到了大剧院对提升城市文化品味的重要性，“广州已经建造了顶尖的演出场馆，希望以其完善硬件提升文化水平，以及为市民提供新的剧场娱乐。”
这座专业化建筑无疑是吸纳并推广演出的最佳名片。今年，广州大剧院已基本完成演出项目排期，有“第一歌剧”美誉的《托斯卡》将为大剧院建成一周年庆典献礼，伦敦爱乐乐团、美国钢琴大师莫里·佩拉西亚等名家名团也都榜上有名。
遍地开花的大剧院
与广州大剧院的红火相比，相隔仅200公里的深圳大剧院却有话不尽的凄凉。2010年11月下旬，《深圳市2010年绩效审计工作报告》显示，这座于2005年底耗资1.21亿元改建完毕的高端剧院，运营遭遇了极大麻烦。大剧场每年有近2/3的天数是空置的，近三年来，深圳市财政及宣传文化基金累计补贴深圳大剧院2358万元。
深圳大剧院困局折射出的，是中国众多地级市的大剧院的普遍焦虑。自北京国家大剧院建成以来，全国各地的大剧院建设蔚然成风。仅广东一地，就有东莞玉兰大剧院、佛山顺德演艺中心、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以及珠海大剧院；浙江也是大剧院聚集地，除了造价9亿元的杭州大剧院，绍兴、宁波、嘉善等地也都有亿元级的剧院建筑；此外，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也在酝酿自己的“大剧院梦”——山东聊城建的水城明珠大剧院已成为城市名片，江西抚州斥资6亿元建设了一组包括汤显祖大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文化广场在内的建筑群。
“大剧院可以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物而被永久保留。但谁来管、谁来看、演什么，这才是地方剧院建成之后必须面临的问题。”上海大剧院院长张哲如是说。他发现，很多大剧院一开始的选址就是欠妥的。以建在钱塘江边上的杭州大剧院为代表的一些剧院，通常建在新区，希望通过文化发展把人口带动起来，但张哲对此怀有异议，“国外的著名剧院哪有建立在偏远郊区的，都是建在交通方便的市区，有配套的公共交通保证出行方便。”
缺乏足够的运营能力和完善的演出市场，更挤压着全国剧院的生存空间。比如聊城的大剧院，据《南方周末》2006年7月报道，每年五一、十一的时候这里会举办各种文艺演出，平时也会出租给企业或政府开会，但平均使用率“大约一个月3次”。据张哲了解，“一些剧院一年只能上演七八十场演出”，相比上海大剧院全年演出650至700场次，这样的数字无疑显得尴尬而清冷。
上海大剧院副总经理张笑丁曾经到全国许多剧院考察交流，也目睹过不少怪现象。“有一次在浙江，我们看到一场演出才卖出两张票。还有些剧院甚至租场办起了拳击比赛，只是为了更好地卖票。事实上，即便有好的团体愿意到这些剧院演出，当地也未必能够承接。比如说现金储备够不够、舞美是否能对接、有没有装台经验等，都是接待演出的重要经验。很多剧院只有先进设备，也不知道该怎么使用，都存在问题。”
高端剧院还是低端剧场
这几年，到上海大剧院取经的地方剧院有不少。也有人试着问张哲，能不能请他来兼管。“各地的文化差异太大。”遇到这种提议，他一般微笑推辞。
“进剧场看节目是一种生活习惯。所以，大多数好的乐团只愿意停留在上海、北京以及广州。”张哲认为，就观众群和地理条件而言，京沪两地的优势太过明显。
“我们花了12年的时间来培养观众进剧院的兴趣与习惯，也培养了观众听音乐会的基本礼仪，比如何时该进场，何时该鼓掌。”张笑丁说，上海不仅有一批固定的本土观众群，还有居住在此的西方观众，乃至周边城市、周边国家的观众。“这种市场成熟度是其他城市不好比的。”
要正常维持一个剧院的运营绝非容易的事。事实上，广州大剧院即便上座率达到八成，仍谈不上盈利。“第一年，总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能基本持平已属不易了。”刘晓璐介绍，大剧院的公益性质以及豪华剧场势必会带来巨大的维护成本，这些都令剧院难以做到自负盈亏。“我们每天的基本支出是15万。因为剧院是新建，维护费用还比较低，随着年头的增加，这笔费用将越来越高。只要是好的团来广州，哪怕票价定到上千元，我们也在亏本。”
上海大剧院做庞大的演出项目时，多靠企业赞助，而广州大剧院在拉动企业赞助上还需攻坚。上广的经营尚且有诸多阻碍，各地大剧院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自演节目的困难，令租场成为许多大剧院收回成本的重要法宝。从经营角度来说，租场是唯一能够保证只赚不亏的买卖。“它只要收回场租费就算赚钱了。”张哲说，大剧院之所以成为大剧院，必须要符合三项功能——第一是艺术普及，第二是艺术教育，第三是艺术原创。“如果只是用于租场，没有自演的精品节目，那就叫剧场，不叫剧院。就没必要建造大剧院，因为它要有创作力，需要有社会责任。”
中国地方大剧院的普遍问题，在于从根本上混淆了剧院和剧场的概念。建筑上看似成形了，功能划分、经营理念和软件设施上却相去甚远。为了解决空置率的问题，多数剧院目前又开始尝试走联盟路线，其中，中演院线是近来最受关注的联盟体。这种院线制的经营方式就跟发放电影拷贝一样，一旦有一个剧目，就可以通过院线的网络在全国操作巡演计划。这样做的好处是，有节目可演；但坏处是，这些节目的品质与档期都难以保证，也不一定适合当地的市场需求。
“这些投资数亿的大剧院，本身就是标志性建筑，需要树立自己的个性品牌。院线就使得剧院没有了自己的品牌特点，什么戏都演。大剧院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品牌，很快就会走下坡路，这样一来，它就仅仅是个剧场。”张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