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个“彝族老乡”。这一刻，曹德旺笑了。
数个月前，这笔捐款似乎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
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还聘请、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这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条件苛刻
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给近10万户，发放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5月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亲赴福建，与曹德旺签署了一份协议。
在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段应碧心里有些忐忑。因为曹德旺提的要求很高：捐款发放过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
根据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600万元，是按3%的占比算出来的。曹德旺说，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
“3%的比例实在太低，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
另一个挑战是1%的差错率。陈红涛说，此番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5个省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操作难度极大。
曹德旺才不管这些，“做事情就要定下条条框框。”他说，“不是我对扶贫基金会不信任，协议也不单单是约束扶贫基金会的。他们可以拿着我这个合同跟各地的领导说，‘我跟曹德旺合作，后门走不了，弄错了我要赔偿’。我的目的是让扶贫基金会有个挡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后门从这笔钱里分流一点，做不到！”
除了这些“苛刻”条件，从一开始，曹德旺就对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监督。作为资深捐赠人，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
巨大考验
500多名志愿者，总数超过1万的执行人员，克服恶劣条件，最终完成任务
“最苛刻捐款”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基金会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确定受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合同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陈红涛说，项目最后能成功，主要是有体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种资源。基金会首先圈定了17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钱人”排除在资助范围外。“凡是在村里当官的，开小卖部的，家里有孩子出国读书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前往项目村，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多亏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的入户核查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诉，最后淘汰了约2%的农户。”陈红涛说。
为了确保2000元“救命钱”不在发放过程中被截流，基金会决定：直接将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去除任何中间环节。为此，他们给受助农户统一办理了接收资助款的专用存折。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农户手中，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到账。
此外，基金会还分别与各项目省、项目县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了严格的问责条款。各省、市扶贫办动用数以千计的乡村干部参与项目的执行工作，如此一来，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都绑在了一块。
为了降低运作成本，扶贫基金会在西南6所大学里面挑选了500多名志愿者入村核查。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大山里徒步、搭摩托，甚至骑马。据统计，为了这个捐款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了50余名员工和20多名助理；加上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20多名社会志愿者和五省区扶贫办的干部，执行人员的总数超过1万人。
深度 打造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
近日，独立第三方披露了该项目的评估报告，确认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达到了曹德旺的要求。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说，曹德旺开了个好头，开启了中国公益捐款的问责机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陈红涛也表示，对于企业的这种捐款问责，中国扶贫基金会持欢迎态度。他认为，当前中国公益捐款的透明度还远远不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捐款透明是有成本的。“透不透明，不能自己说，要请独立的第三方来证明，还要请人去调查，这个成本很高。”
第二，捐款太透明基金会有顾虑。“如果一个基金会公开某个项目的差错率是3%，很多人可能因为3%而认为这家基金会的管理能力不行，不敢给它捐款。”
曹德旺的案例如今成为慈善家捐款透明又经济的典范，但也触动了公益捐款体制：今后能否成为其他公益捐赠的范例？1%的差错率和3%的管理费能否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有专家认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能以如此低的差错率和如此低的管理费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未计入大量行政成本。项目动用了大量志愿者和当地扶贫系统的工作人员，支付给他们的报酬是比较低的。
陈红涛也表示，曹德旺此次捐款金额较大，因而具有规模效应；其他捐赠项目未必能按照这么低的管理费比例来操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表示，此次项目的成功对当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这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据《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