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 傅春荣
“种了十几年苹果，今年是卖得最好的一年，基本上一摘下来就被抢光了。”记者春节回山东烟台婆婆家过年，58岁的公公面带喜色地告诉我们。
但据记者了解，即使在如此“最好的一年”，每斤苹果的卖价也不过是1.8元左右，公公婆婆辛苦经营十亩果园一整年，拿到手里的钱只有不到3万元。
当然，能有3万元的收入，对中国大多数农民家庭来说，已经算很好的收入了，相较于种植水果、蔬菜等等这些特色农产品，那些更多的只靠种地为生的农户，每年的收入就少得可怜了。
“国家发改委2月19日宣布，自20日零时起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350元，相当于90号汽油全国平均零售价每升上调0.26元，0号柴油全国平均每升上调0.3元，涨幅为4.5%。”这是最近的一次摆在明面儿上的涨价。与此同时，在吃穿住行各个环节，一轮轮的涨价波涛汹涌。
同农民一样，城市里的居民在止步不前的工资和逐渐加剧的通胀压力下，也日益煎熬。
与老百姓的“不满意”相反，我国的经济总量却很让人“满意”——日前，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010年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中国GDP超过日本正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庞大的GDP数字只是‘纸上富贵’而已。”正如著名的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言，中国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民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日益凸显，老百姓期待“做大蛋糕”，更加关注“分好蛋糕”。
就在日本内阁府公布2010年全年经济数据的同时，日本经济财政大臣谢野馨明确表示：“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的确，追求可持续发展，努力让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对日本是这样，对中国更是这样，这已经成为决定中国未来发展前途的关键问题。
“富民”是一道多项选择题
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了日本，但中国的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10，全球排名约为第100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排名，如果考虑到贫富分化严重的因素，中国的普通百姓的收入与国外普通百姓相比，其排名还要更加靠后。
从“国富”变“民富”，全面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已被中央政府列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但是，如何使“富民”的口号落到实处，还须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应该健全现有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大多数老百姓目前还是依靠工资来生活的，因此，应建立职工工资动态调整机制，使职工工资水平随经济效益、物价及社会平均工资等变动相应增长，并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纳入国家和地方的“十二五”规划，作为各级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的重要考核目标。譬如，可以制定若干定量目标，如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GDP增速，工资增长与企业利润增长挂钩等。
其次，要全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如果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农民的收入不能提高，提高国民收入是不现实的。
此外，推行城乡一体化政策，让农民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服务以及促进耕地和宅基地的流转等，都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创造公平分配的社会氛围。
“我这个在企业有40年工龄的退休工程师，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涨工资，每月才涨了80-150元，现在每月工资1650元；而我们邻居一个30年教龄的退休教师，今年一涨就是每月2000-3000元，目前每月近5000元。如此不公平的分配，我很不理解。”记者走亲戚时听一个表舅抱怨。
这还只是普通行业之间的差距。在我国，城乡居民之间在收入、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差异很大，企业不同工种之间的差距明显，而垄断性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收入更是畸高。
来自九三学社中央的一组数字显示，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而我国的奢侈品消费近两年却增长22%，上升至世界第二。
要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最关键的就是要打破垄断、整顿分配秩序，为所有人创造公平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从事增加收入的经济活动。这种平等的机会，比通过收入政策转移财富，更为重要，更为公平，也更为持久。
第四，加大政府公共服务投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调研发现，由于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投入不足，居民在教育、社保、医疗等方面的负担增加较多，也影响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数据显示，1990年－2007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而同期居民社保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来源增速，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负面影响从0.4%上升到8.1%。
第五，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努力形成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的格局，在增加居民工资性、经营性收入的同时，还应增加其财产性、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
民营经济成富民关键
做完“如何富民”的多选题，我们惊奇地发现，不管是城镇居民的工资增长，还是通过城镇化来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抑或是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问题的关键都指向了发展民营经济。
的确，民营经济吸纳了占全社会最大比重的就业人数，从最基本的方面保证了最大多数人“有饭吃”。因此，只有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打破垄断，降低门槛，鼓励、引导和扩大民间投资，才可以让中小企业有能力、有条件解决相当一部分就业人群在“有饭吃”的同时也“有钱花”，这是“富民”的基础。
“美国人民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是美国走向富足的原动力。”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及人力资源学教授王一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对个人致富的冲动，美国政府不是压抑，而是尽力创造条件和空间，使之得到充分发挥。其中以两个条件最为重要，首当其冲的就是以民企为主，发展经济，其次是低税收，藏富于民。
实际上，中央政府对于民营经济的重视程度正在逐渐加强。2010年下半年，国务院发布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强调进一步拓宽民营经济发展的领域和空间。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营造了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大了对民营企业融资、财税、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市场开拓、服务水平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民营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可以肯定的是，以公平为起点创造财富、以公平为终点分配财富，这是一种国家责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富创造的公平比财富分配的公平还重要。因此，“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一曾经被很多人呼喊过的声音，今后还应该进一步被放大。
如何富民考量政府决心
“只有有了最优秀的政府，才能有最富有的国家，优政才能富民。”介绍完美国和日本的富民经验之后，王一江如此感慨。
的确，对于“富民”这件事，主要的推动力还在政府。“目前，民不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过高，而政府的收入过高是因为我们的税率比较高。那么，收了这么多税，怎么去花？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接受采访时表示。
“政府掌握的收入，现在有百分之三四十都用作了投资，其次为了养活庞大的机构花费了不少钱，也就是说实际上返回给老百姓的比较少。”姚洋指出，政府财政不是一个公共型的财政，而是一个生产型的财政，这是矛盾的焦点。“政府把很多钱花在生产领域，这是越俎代庖，企业手中有那么多钱，不让它们投入基础设施，它们就进股市、楼市，难免会形成资产泡沫。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把节省下来的钱多花在老百姓头上。”
虽然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都认同“还富于民”这个大方向，“十二五”规划也强调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但是目前“还富于民”的举措和效果均不明显，没有预期得快，有些行业甚至在开倒车。
“因此，以结构调整为契机，加强民众对政府财政收支的有效监督，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