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 | 文
美国社会学家，91岁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哈佛大学退休教授丹尼尔?贝尔停止了呼吸。1972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20位当代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首。
贝尔本姓博洛茨基，这个姓在他13岁时改为盎格鲁化的姓氏“贝尔”。这鲜明地显示了家庭习俗和美国主流文化的差异和冲突。贝尔对社会变迁和思想变迁原因及其后果有着很深的感性认识，这方面的关注贯穿了整个学术生涯。出身贫寒加上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少年时的贝尔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甚至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上街宣传革命，思想相当激进。晚年思想转向保守之后，他仍然认可别人对他的思想“中间偏左”的评价。
美国毕竟不是中国，贝尔没有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踏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职业生涯。1938年，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紧接着在同城的哥伦比亚大学又学习了一年。此后，贝尔一会儿做记者一会儿做编辑，混迹于《新领导者》《财富》这样的杂志社，直到40年代后期成为芝加哥大学一名讲师。1960年贝尔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任教至1969年。此后转至哈佛大学任教，直到1990年退休。
《意识形态的终结》发表于1960年。其实贝尔在40年代末就已提出这个思想，认为自马克思以来，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伟大的意识形态运动已告终结，此后的人类历史，在意识形态方面，将进入一个多样化、碎片化、地方化的时期。也就是说，马克思预言、列宁发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欧和北美已经耗尽了能量。“红色的30年代”激进理想和社会革命的思潮，已经为福利国家、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的想法所取代。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社会模式的幻灭，另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制度设计已经融入到西方现代社会之中，革命的激进动能已经被无害地吸收，且有效地改良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50年代后，贝尔在自己思想中，将对他影响至深的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只留下其学术内核。贝尔既反对右翼麦卡锡主义疯狂迫害左翼人士，也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乌托邦倾向，主张循序渐进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平权。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带有激进色彩的自由派思想。“二战”后到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美国社会文化大致是沿着贝尔所喜见的方向发展的。
1973年发表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可说是未来学的扛鼎之作。这部著作的理路，其实源自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背景。在战后的美国，工业社会贫富分化、阶级斗争的色彩渐渐淡出，社会文化和政治运动的主流既不是腰缠万贯的大亨，也不是一贫如洗的劳工大众，而是变成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产阶级。在技术层面和经济性质方面，美国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渐渐变为“后工业社会”。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有三个特征：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制造业；以新的科技为基础的产业导致的社会阶层中间化；新技术精英的崛起和社会分层新原则的出现。贝尔还指出，后工业社会的基础是信息和数据、统计分析。这是后来“信息社会”提法的滥觞。
贝尔在1976年发表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制度性矛盾。经济方面，经济利益或利润最大化对人的丰满、全面的个性的压榨和摧残；政治方面，官僚机构扩大，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而参与面狭窄的传统代议制的政治，正在变成平面化的直接参与的政治；文化方面，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现代主义即理性化、进步主义，和艺术的反理性和返祖天性之间的巨大断裂。概括起来，贝尔认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的“资本主义精神”，原来同时包含的“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前者已经在后者的极度亢奋中耗尽，资本主义不再能为人类社会提供终极关怀了。
有人给贝尔打上“新保守主义”的标签，他本人却不以为然。也许他对自己的评论更能盖棺论定：“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