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焘
“无线电视”终易主，“邵氏”光影成图腾。如果3月底由香港“壳王”陈国强、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之女王雪红和私募基金组成的投资集团顺利完成与“邵氏”的股权交割，那“邵氏”这个香港电影与电视的传奇家族将退出光影世界的前台。
但作为香港电影的地标，“邵氏”已成图腾，置身事外反而让人们有了平心静气的立场，告一段落更易让论者纵横捭阖地观照。
“邵氏”电影的最高峰在上世纪60年代，李翰祥引领的美女如云和张彻代表的刀光侠影彼伏此起。虽然标榜商业诉求的“邵氏”电影类型片包罗万象，但这两类导演楞是让倒模浇铸出的类型片打起了“作者电影”的风格牌。前者的雕梁画栋、市井风情和后者的“盘肠大战”、侠肝义胆不但让“邵氏”名利双收，也为香港电影开宗立派。
早在1987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已经停止制片。1999年,马来西亚财团收购了700多部“邵氏”电影的版权，并在香港成立天映娱乐有限公司，着手对这些电影进行数码修复并重新推向市场。于是如今我们能够有幸重睹“邵氏”电影的风采。而细看之下，王晶、杜琪峰、吴宇森等人的一些电影风格早在“邵氏”电影那里就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了。
曲折光影路
邵逸夫（原名邵仁楞，在家中排行老六，被人尊称为“六叔”）1907年生于上海一个富商之家。他的大哥邵仁杰本是律师，在接手上海一家剧院后，邵仁杰看到了电影这个新生事物有利可图，当然其中必然也包含着对电影的兴趣，于是决定大干一场。1925年邵氏兄弟成立了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开始制作影片，并将名字邵仁杰、邵仁棣、邵仁枚、邵仁楞改为了邵醉翁、邵邨人，邵山客和邵逸夫行于电影圈。
四个飘逸的名字之下是逐利之心。解读“邵氏”的历史，时刻要把握“商业诉求”四个字。天一影片公司南下，不惜工本建邵氏影城而余泽至今，错过李小龙和许冠文两大巨星，包括舍电影而电视，其间无处不见邵氏兄弟的枭雄胆识和逐利眼界。这种诉求甚至决定了邵氏电影的格调，如邵逸夫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时所说：“我们生产的电影没有政治，只有纯粹的娱乐，那些工作后疲惫的人们，他们想看的只是娱乐片。”
天一影片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立地成佛》，说的是一个军阀在经丧子之痛后放下屠刀的故事。邵氏兄弟披甲上阵，邵醉翁导演，邵邨人编剧，钱省的是哗哗的。在最烧钱的明星方面，邵醉翁一手捧红了陈玉梅，并娶之为妻，而陈玉梅当时有个外号，叫“节俭明星”。但邵醉翁舍得花钱让邵山客去开辟南洋的发行市场，这一点极具战略眼光。
“天一”的电影在上海大卖，1928年六家电影公司联合起来对抗“天一”，被称为“六合围剿”。此时南洋的院线开始发挥作用，而邵逸夫也到了新加坡奔波于电影发行。1930年邵氏兄弟公司首先在新加坡成立。
1933年“天一”与粤剧名伶薛觉先合作，在上海拍摄首部粤语有声电影《白金龙》。电影为邵氏在南洋赚了大钱，邵醉翁看到粤语片在南洋的商机，隔年便在香港建天一港厂。
1937年时局骤变，天一影片公司结束了上海的制片，转战香港，天一港厂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并渐渐由邵邨人及其儿子主政。因此，1950年南洋影片公司改名为邵氏父子公司（SS）。邵邨人有商人眼界却并无枭雄胆识，邵氏父子公司一度被当时新加坡首富陆佑之子陆运涛创办的“电懋”盖过风头。于是1958年邵逸夫回港创办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SB），而邵氏父子公司则只经营戏院及发行。
邵逸夫主政后，大手笔地建邵氏片场，花心思培养明星和导演，该花的一分不省。但商人终究有商人的逻辑，邵氏实行的大片场制度既想维护权威又欲节省成本。演员和导演既然与之签约，期间不能在外接戏，而他们的工资又被限制。同时电影的创作和拍摄大权牢牢地被公司高层掌握。因为在邵逸夫看来，打工就是打工，老板就是老板，这是商场规矩。李翰祥出走台湾自组公司就与此有关。与李小龙失之交臂，关键不在薪酬，而是邵氏不愿放下身段赴美与其洽谈合作。至于许冠文的流失，则是因为邵氏不同意他提出的电影分成条件。
即便如此，邵氏一路走来仍然无尽风流。它占尽天时地利，先是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风生水起。这里有一个历史的阴差阳错，就是1949年前后很多大陆人开始栖身台湾，1963年李翰祥还没拍出《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从而未被台湾封杀，《梁山伯与祝英台》得以在台湾上映。电影的艺术水准和柔语乡音唤起了他们复杂的情愫，在台湾竟至万人空巷，让邵氏财源滚滚。紧接着张彻“阳刚武侠”登场，1967年《独臂刀》上映适逢香港大暴动如火如荼，邵氏电影虽无心政治，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却实实在在宣泄了一种情绪。无需表态，放纵即可，不能对峙街头，借武侠电影释放片刻也是一种解压。
偏执的阴柔和带血的阳刚为邵氏电影披荆斩棘，使其终成“东方好莱坞”。但随着香港经济起飞和新一代的成长，粤语日渐强势，粤语片重拾旧势，最主要的是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观众趣味绝非类型片能够应付。而在邵逸夫主持下，邵氏一方面转战电视，一方面走向国际，前者深谋远虑，后者铩羽而归。当1987年邵氏停止制片之时，无线帝国已然挺立，于是邵氏电影积攒的资源得以接力，在商言商，绝非恨事。
而在香港电影走低之际，邵逸夫顺势抄底，在2001年与方逸华成立“电影动力”有限公司。创业作《绝色神偷》以张智霖搭配舒淇、林熙蕾等一众尤物，仍欲复刻邵氏当年的路数。但时移世易，邵氏的龙舟已经载不动如今的多愁，邵氏电影定格在那个年代可能是它最好的归宿。
李翰祥——和美人有个约会
邵氏和李翰祥属于互相成就。
上世纪50年代末，邵氏父子公司正被陆运涛“电懋”追击。对陆氏家族来说，电影并非大产业，这样反而能放开手脚。陆运涛本身即有艺术家气质，“电懋”的风格哀婉精致，王晶之父王天林的文艺经典《野玫瑰之恋》即是代表，而且连张爱玲都作为编剧参加了《情场与战场》、《六月新娘》的制作。
而邵邨人并不舍得在电影上投下血本，甚至于一度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反正是怎么快赚钱怎么来。当时适逢内地电影《天仙配》在港上映，搅动一池春水。邵邨人觉得一部“从头唱到尾”的电影可能能卖钱。
李翰祥也中意《天仙配》。因为李翰祥本就是学美术出身，对中国古典的风华流美情有独钟，而他自己也确有独到的艺术直觉。在辗转到香港后，他混迹电影圈，因为当时时装片风行，他没有太多机会大展拳脚，而《天仙配》让他看到了古装片确能实现他的抱负。
于是李翰祥说动了邵邨人，让他拍一部“古装歌唱片”。邵邨人看中的是歌唱，而李翰祥在意的是古装，在李翰祥“一唱到底”的保证下，一部黄梅调电影《貂蝉》成了佳话。
《貂蝉》不但票房大卖，更拿下了第五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奖（林黛）和最佳导演奖。李翰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拍摄了改编自京剧《游龙戏凤》和《骊珠梦》的《江山美人》，并夺得第六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自此黄梅调电影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李翰祥接着拍摄了他的“倾国倾城”系列，一并带出了他的宫闱片《武则天》。
邵逸夫主政邵氏之后，李翰祥在电影拍摄上更是如鱼得水。当得知电懋要拍摄《梁山伯与祝英台》后，邵逸夫让李翰祥赶拍这一题材。1963年李翰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连续上映了半年，掀起了黄梅调电影的热潮，连李安都曾在《纽约时报》的专访中对这部电影的拍摄手法啧啧称道。
李翰祥虽然曝得大名，但邵氏的大片场制并未给他带来相应的财富。同时陆运涛出于竞争上的考虑，支持李翰祥离开邵氏自组电影公司。于是李翰祥在1963年到台湾组建“国联”，自己当老板。
但人算不如天算。1964年，陆运涛遭遇空难逝世。没有了资金支持，李翰祥的楼台水榭富丽堂皇就没有了支撑，而没有这些雍容华贵幻彩金丝，李翰祥式的精致也就无从附丽。在坚持了几年之后，李翰祥不得不另谋他路。他利用手里的旧素材拼凑出一部分段式电影《骗术奇谭》，其中很多他所提拔过的演员已经是大腕，也乐得推他一把。电影歪打正着，风靡一时。而敏锐的邵逸夫看到李翰祥的价值，毅然决然地把李翰祥请回邵氏。很多人认为这是影史的佳话，其实不过是大亨的高招。
重回邵氏的李翰祥相当识时务。亲尝商场险恶，历经世间冷暖，先在邵氏站稳脚跟才是关键。其后十余年间，李翰祥重拾邵氏的佳人，并起用许冠文拍摄了《大军阀》这部风月加喜剧片。以李翰祥的艺术直觉，酒池肉林的风月片被他拍成了“雅士春宫” ，《风月奇谭》、《北地胭脂》、《金瓶双艳》、《骗财骗色》……昔日风姿绰约的典雅变成如今罗裳轻退的妩媚。这种电影既投市井大众之所好，又极具中国画式的亮丽与精致，终使风月片成为最闲适的电影消遣，也成为邵氏电影的代表类型之一。而他所关注的市民生活和宽衣解带，不能说没有影响到后来的王晶。
张彻——让我一次杀个够
李翰祥初离邵氏之际，邵氏武侠片即已显山露水。
1952年，以梁羽生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龙虎斗京华》为标志，“新派武侠小说”亮相。其后金庸、古龙以不同的风格征服了读者。武侠世界俨然社会现实的缩影，忠义之士一了升斗小民的夙愿，连华罗庚都说武侠是“成人的童话”，芸芸众生自然难免造梦其中，而电影人更不会放过将之化为光影的机会。
上世纪60年代香港时运多舛，暴力事件频发。铺陈暴力、神话英雄的武侠片成为人们宣泄情绪最经济的途径。特别是其中的侠肝义胆、以暴制暴，让在现实生活备受压抑的大众在精神世界里完成了一次反抗。在这个背景之下，虽然胡金铨在邵氏执导的唯一一部武侠片《大醉侠》堪称镇山之宝，但由于他的风格过于空灵，反而成了一种抽象化的存在。倒是张彻的“阳刚武侠”在当时的邵氏独领风骚，并且开创了香港电影“暴力美学”的传统。
胡金铨世家出身，精于工笔，通古典戏曲，谙道德文章。初到香港时，他曾在印刷厂校对佛经，是以通禅。他的电影重意境，如他所言：“我对功夫一窍不通，我电影里的动作场面既不是功夫，也不是武术，不是柔道也不是空手道，其实全是评剧里的对打，也就是一种舞蹈。”《大醉侠》虽然是邵氏武侠的传世之作，但人们只是图个新鲜，因为他们要的不是沉浸而是宣泄。胡金铨能启发李安拍出《卧虎藏龙》，却不一定能把普通观众牢牢绑在宽银幕前。
张彻则不然，大街上各方势同水火，影院里豪杰“盘肠大战”。所谓盘肠大战出自古典戏曲《界碑关》，唐太宗征西，罗通杀敌，虽肠流于外，仍斗败悍将。张彻电影中有很多这样的桥段，《大醉侠》的续集《金燕子》里，银鹏腹部中四剑仍坚持到最后，《仇连环》里仇连环腹部中刀却用衣服裹紧，手刃仇敌。盘肠大战将张彻的暴力美学推到极致。在他看来，“暴力非为残酷，而为壮烈——让英雄‘盘肠大战’，死得惨，才能引起观众共鸣，正义得到宣扬”。这种阳刚也一扫邵氏电影之前的脂粉气，美女如云变成刀光剑影，以至于有论者非要论证出张彻电影中的男同性恋倾向。
张彻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慢镜头的利用。试水之作《边城三侠》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开头用慢镜头推进勾勒出三个主角。但他过于执着，直到1991年拍《西行平妖》，仍然坚持用慢镜头表现大圣的神通，不失为不伦不类。再看他的弟子吴宇森，把慢镜头用于枪林弹雨，可谓与时俱变，深入人心。不敬地说，张彻脱离了时代，其实也是邵氏电影趣味逐渐脱离了时代。
当年的《独臂刀》让张彻晋升为“百万导演”，邵氏武侠片也风光无二。当李小龙风生水起之后，邵氏的刘家良也用硬桥硬马的南派少林功夫开辟疆土。其间楚原、古龙、狄龙的“铁三角”实现邵氏的武侠中兴，虽风格诡谲，千回百转，但最终的指向却是更适合被拉长成电视剧，长篇累牍地絮叨沟沟坎坎柳暗花明。
到了成龙的谐趣武打相映成辉，徐克的天马行空深入人心，邵氏武侠里的正襟危坐再也无力让它赶上“停靠在8楼的2路汽车了”。在邵氏武侠片这种类型片日薄西山之后，邵氏电影也失却了盛世气象。
其实我倒觉得邵氏电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为华语电影开创出成功的类型片。邵氏即便能用金钱支撑其大片场制度和娱乐趣味至今，恐怕也会落个众口难调。一个光影巨人渐入尘封，观众多元化的趣味和理性化的诉求却潜滋暗长，这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