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周报 陈强 基金编辑 湖南省邵东县
奶奶做好了一桌菜，却依然还在忙碌着，爷爷坐在灶边，看着电视里胡锦涛慰问狼牙山革命老区，我和堂弟表姐围坐着打牌，六岁的堂妹一个人玩着她的芭比娃娃。
“他们都不回来，不晓得你做这么多菜干啥？”表姐对奶奶说。
“今天大年三十啊。”奶奶淡淡地应道。
我爸爸去年初三回来了一次，我妈妈两年没回来了，堂弟的爸爸我的叔叔过年总回来不了，而当我们都离开时，他就回来了，回来看看大山里的老母亲。表姐的爸爸更是很难回来。我们的父母都为中国的GDP去操劳了，或在云南、或在贵州，甚至西藏新疆。年底生意好，都回来不了。
今年过年表姐只待了几天就走了，跟她的博士哥哥走了。表姐放弃爱了她很久的小光，竟然跟着只认识了不到一周的博士哥哥走了，着实让我困惑不已。我只能用“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来安慰自己。
小光追求表姐两年了，很用心的爱着她，表姐既不反对也不同意，从来就没给句肯定的话，用她自己的话叫做，做老公还行，先稳着，备选。
初三，我奶奶，也就是她外婆帮她相亲，认识了博士哥哥，博士哥哥中央财大，一表人才，父母在县城里办厂子，邵阳和长沙听说都有一套房子。我和堂弟送表姐和博士哥哥走的，看着他们远远地离去时，我莫名其妙地想到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一场战争够他们好个七八年了（张爱玲《倾城之恋》——编注），而表姐他们又拿什么去成全这不曾酝酿过的爱呢？
今年过年，堂弟依然和我一起在大山里陪着爷爷奶奶，他读大三，是我小叔的儿子，从小和我一起睡，我们一直很亲，他什么都和我交流。今年过年他和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哥，我感觉大学谈恋爱就是在给别人带老婆，教她怎么为人，教她怎么做爱，教她怎么放肆地玩，教她怎么高效地花我的钱，然后宠着她，惯着她，渐渐地让她完成从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的制作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制作工艺就是所谓的爱，然后成为成品，出厂了，她就会离开，带着我的品牌标签嫁给别人，和别人过着或许凄惨或许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大学爱情到婚姻的整个产业链。”
堂弟把烟头扔在地上，脚踩上去狠狠地碾了两下，继续慷慨激昂：“我学院有个帅哥，不仅帅而且有钱，他生产产品原料充足，生产周期短，但他在班上乃至学院的品牌形象极差，凡是他贴过标签的女的，我们统统封杀，我们认为那样的产品就是劣质品的代名词，没眼光、没定力，活脱脱一个俗物。”
当我用了很多天还没能消化堂弟的高论时，远房姐姐回来了，依然一个人，依然是满脸愁思和沧桑。她是个带着丁香般忧愁的姑娘，我毕业刚来广州时，她还带我去广州博物馆玩过。她总爱看着街边别人父母牵着的小孩，然后笑眯眯的，很享受。
11年前，她是个花季少女，坐在老屋的地灶边，我懵懂地问她：“他对你好吗？”“好。”如今离婚三年了，那个当时的总经理留给她一套房子和一个儿子，和另一个公司的女员工好了。当年的她也是这个公司一名普通的员工。
无论90后的堂弟，还是处于花季的表姐，抑或者是年近三十的远房姐姐，以及我们常年在外赚钱的父母，他们都是一个个不同年龄价值观的表征，都是一个个时代的缩影，我们都来自于这个正在异化中的社会，我们都是这个社会中普普通通的人。
当现代经济发展正无情地吞噬着传统的伦理道德时，当物质需要的过度膨胀正排挤着记忆中那份纯真时，当金钱的积累正逐渐攻占亲情和爱情的堡垒时，我只能无力的呻吟，甚至不能做有力的抗争，大势所趋啊。爱是幸福的赌注，没把握的幸福，谁敢轻易下注？
县城的“房价GDP”
【曾雯璐】 上海新闻中心记者 江西省于都县
我的家乡是赣南的一个小县城，于都县。县城旁边于都河蜿蜒流过，这里是传说中的红军长征第一渡。
于都河上游远离城市的地方曾经有一个化肥厂，那是我爷爷奶奶家，也是我度过童年的地方。小时候站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于都河边上学常走的那条小路，小路的两旁是大片的田野。阳光可以从田野上一路照进窗户里。每年过年的夜晚，都可以远远看到田野的那一边闹市里五彩的烟花，田野的这一边，是缀在夜幕上的满天繁星。这个记忆一直持续到初中。
高中的时候化肥厂倒闭，那个每天清晨7：20准时冒烟的大烟囱倒下了。大二时过年回家，化肥厂一片狼藉，废墟里长出了杂草，残垣断壁在冬雨的淅沥中分外萧条。大三时，化肥厂热闹起来，原来的厂区开始打地基建房子，旁边的田野开始被填土，据说这一大片地皮都卖给了开发商。到了大四，站在阳台上已经看不到于都河边的小路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住宅小区的雏形，有两个好听的名字，“水岸新城”和“丽水明珠”。
爷爷奶奶家所在的老楼，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但在我眼里，这才是丽水明珠。
之后又三年，小时候上学的小路再也不见了，桥梁架起来了，道路两旁商店林立，河边修的滨江大道延展不尽。爷爷奶奶家的夜晚不再宁静，彻夜不息的路灯映亮了窗台，却黯淡了天上的星光。
10年来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过年回家，和发小一起逛街，站在喧闹嘈杂的街道上，第一次突然发觉，这个城市我如此陌生了。她是我的家乡，但是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标签，她和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越来越雷同，那些钢筋水泥、铁皮壳子，还有无所不在的小区雅名。我找不到归路。听说爷爷奶奶家所在的那几栋老楼，今年也要拆迁了，坚持了这么久，再也抵御不住城市化的步伐。
我对爷爷说：“我不想拆的。”爷爷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想就让我住掉这辈子吧。”灰蒙蒙的夜里卧听窗外驰过的汽车轰鸣，我感到心里有一种东西在流逝。
我不知道如此躁动的于都，平常时候会不会安静一些，因为每个家庭总有那么一两个在外务工或念书，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家。每逢过年回家，都能嗅到外出务工归来的人们所带来的外面世界的气息，洋气或山寨，总有那么点洋洋得意和自以为文明进步。这些气息在城市的空气里传染，让于都向所谓的大城市趋同。虽然我也是这“外出”的一份子，但最乐意听的还是留守于都的朋友们的一句“呀你还是老样子嘛。”
但就是这样一个劳动力输出的县城，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增长缓慢的可支配收入和日益飙高的房价之间的矛盾。于都的房价，2000年是370－470元/平米，2010年均价4800元/平米，10年里涨了近10倍。
姑姑和伯母原来都是化肥厂的职工，1998年的收入是每月300元左右，现在拿社保金，每月600元，只能再做些临工贴补家用。10年前努力工作一个月还可以买到一平米的房子，而10年后的今天，每月赚的钱也就是每平米房价的零头。
这样的家庭相信还有很多。我不知道这一部分人群，有多少在城市的发展中是能够获得幸福感的。
另一个在银行里工作的亲戚，2000年月薪1000元左右，2010年月薪4000多。妈妈告诉我，银行系统和干部调薪算比较及时，但历次调薪并不包括普通的企业工人。
赣州统计信息网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于都县前三季度GDP增速达到15.9%。”我们也毫不意外地看到了这样的言论，“于都县‘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在‘十一五’的基础上冲高1-2个百分点。我们相信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县人民的努力下，于都县在‘十二五’期间经济大发展的局面一定会形成。”
城市一直在发展，GDP一直在增长。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所有人眼里，城市都变得更美好了。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可以分享到这种“房价推动型”GDP快速增长的喜悦？当我下一次回家的时候，房价和GDP还会创出又一个新高吗？也许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