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珈
2010年以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理念获得了广泛认同。2010年7月，美国通过了历史上最严厉的“多德—弗兰克法案”；12月，巴塞尔协议Ⅲ正式通过，标志着对银行业的监管从单纯重视“微观审慎”过渡到“宏微观审慎并重”；2011年1月，欧洲银行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正式启动，泛欧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开始形成；中国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正式提出“逆周期宏观审慎制度框架”。
然而，各国如何从自身金融体系的实际出发落实和推进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答案却并不清晰。从当前国际理论界和各国政府达成的一些共识看，逆周期宏观审慎的制度框架至少包含这样一些要素：监管机制的动态性，即强调“逆周期”行事，包括动态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动态抵押价值比率；建立多层次的“资本”体系（除原有的最低资本要求外，还将增加留存缓冲资本、逆周期资本、系统性重要机构资本、应急资本），提高资本对风险的全覆盖能力、抗周期能力和“道德风险问题”；丰富监管指标体系，增加流动性监管指标和杠杆率指标，克服流动性错配引发的流动风险和内部评级法下模型失当引发的顺周期性问题。其它一些共识还包括评级机构、会计标准、衍生品集中交易等环节的改革。当前中国在落实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框架的构建过程中，至少需解决好以下问题。
首先，宏观审慎监管的重点应放在对系统风险的预警，强调“市场准入监管”和“过程监管”。由于欧美国家混业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大量存在，系统风险主要存在于风险在金融市场间的传播，而系统性重要机构和产品在风险的传染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作用。中国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是由于金融体制的“信贷配给异化”（间接融资市场更发达且信贷资源主要投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造成的宏观经济周期引发的“系统风险”。因此对系统风险的防范上，与欧美国家将防范重点放在对“系统性重要机构施加额外资本”和传染机制的阻隔（即“破产隔离机制”）上不同，中国应放在对“宏观系统风险”的预警上。同时，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是保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有力支撑，中国金融体系要重视的不是美国“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反是太多“小而不能倒”的问题。中国应加强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的监管，允许国内民营资本自由进入各类金融机构，建立国有金融机构的有效退出机制，并加强过程监管，防止监管黑洞。此外，与传统金融风险预期模型不同，宏观审慎风险预警的重点应放在分析金融体系的信贷增长、资产价格和杠杆率等指标相互影响的机制、主要特征及演变趋势，以及宏观经济大幅波动对金融体系可能造成冲击的渠道，并进一步分析金融体系之间如何反馈作用于宏观经济等。
其次，明确监管机构定位，加强监管协调性。加强国内各部门之间、国际上各国监管规则上的监管协调是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保障。如何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寻求平衡从来就是一个两难问题，而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目的则是试图在保持货币的相对稳定前提下加强对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识别、计量和防范来保证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健，二者目标的相对偏离导致必须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健”之间进行良好的协调，监管协调的内容至少包括：一是明确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体系未来发展中的定位，从完善金融安全网的角度，理顺并明确宏观审慎监管部门、最后贷款人、存款保险机构、公共财政部门的职责。二是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协调机制。如成立一行三会和财政部人员组成的多方联合工作组，定期交换意见和交流信息，防范金融跨市场、跨领域潜藏的系统性风险，出现问题迅速采取联合行动。三是扩大监管范围，把私募基金、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等纳入规范的监管视野，并加强对金融关联企业的并表监管，尤其是银行业海外机构的并表监管，以提高监管有效性。四是加强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寻求监管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政策的协调。尤其是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的协调，在确定总体信贷规模时，不应只单纯考虑GDP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应总量，同时还需考虑通胀率对信贷规模的影响、影子银行系统（如银信合作理财业务）对信贷规模的总影响。
第三，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难点主要是如何在“相机抉择”和“规则抉择”之间寻求统一。中国应在“相机抉择”的基础上，制定完备的责任约束机制以保障“相机抉择”政策的透明度、责任性和前瞻性。“相机抉择”指的是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采用“逆周期”的动态监管机制，即强调动态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动态抵押率等进行反周期操作，因此，“相机抉择”将对监管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准确判断经济周期提出重大挑战。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能准确识别金融风险的积累，就无法有效地“逆周期”行事。相比之下，按“规则抉择”行事反而可能优于这种“逆周期”操作的“相机抉择”。因此，必须对“相机抉择”方式加以约束，使得监管当局的逆周期监管规则具有透明性，使得银行业能够根据监管当局的意图扩张或收缩信贷，以消除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四，防范流动性冲击，构筑外部冲击的“防火墙”。在以美元汇率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大环境下，各国面临的不再是单一国家系统性风险问题，而是全球系统性风险问题。受美联储及其它西方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全球过多的流动性开始大量涌向中国、巴西、泰国、菲律宾等新兴经济体，使这些国家面临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因此，为抵御大量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巨大风险，当务之急并非降低杠杆率等资本指标，而是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货币体系的改革，寻求大国货币间的汇率稳定机制，尤其应注意开放条件下资本流动引发的系统风险问题。
第五，在监管手段上，强调宏观压力测试方法的运用来克服“顺周期性”效应。过分强调在新协议第一支柱下通过对风险参数的平滑来克服顺周期性问题，这一方法将以牺牲风险管理的敏感性为代价且是无效的，因此，中国应当更多地运用自由裁量权，在第二支柱下运用更审慎地压力测试方法来克服顺周期性效应。尤其需要监管当局对压力情景的选择、压力的传导机制和压力程度等环节发挥其在数据和宏观经济总体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上提供相应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