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雪晴 | 文
敦煌学者，原敦煌研究院院长，95岁
1917年8月-2011年1月
“敦煌的一切我是那么熟悉，很难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有时在睡梦中，我也好像置身于三危山下的鸣沙山中……”2011年1月21日，兰州，95岁的段文杰在儿子的守护下，于睡梦中溘然长逝。犹如他在回忆录《敦煌之梦》中所记述的，令人追想其梦魂已飞回了献身研学60余年的敦煌莫高窟。
段文杰生于四川绵阳松桠乡农家，家境贫寒，却自幼好文弄艺。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科，师从吕凤子、潘天寿、陈之佛、李可染等，尤擅国画。1944年，张大千在重庆举办了一场敦煌壁画摹本展，轰动山城。尚在国立艺专习画的段文杰，步行十余里赶来观展，如痴如醉，当即决心奔赴敦煌。刚一毕业，28岁的他约了三位同学，四处筹借路费，离妻别子，从繁华的陪都重庆来到了贫瘠的敦煌。此去与家人便暌隔十年。
在敦煌，艰辛是生活常态。喝的是宕泉河的碱水，没有大米，少有蔬菜，经常吃不饱肚子。莫高窟夏天干热高温，冬天风卷黄沙，最初几年都住在由马厩改造成的简易房间里，每晚轮值提上棍棒到洞窟周围巡查防盗。段文杰因扎实过硬的绘画功底和丰富的学识，很快得到常书鸿赏识，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考古组代组长，负责壁画临摹和石窟编号等工作。1947年和1948年，段文杰与同事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
从1946年开始，段文杰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至今无人超越。他深得国画线描精髓，不仅技巧纯熟，更能深刻把握唐代绘画的气韵，尤以临摹大幅人物画见长。他整窟临摹的莫高窟第285窟、榆林窟第25窟成为敦煌壁画临摹的标杆，其代表作《都督夫人礼佛图》（1955年完成）成为敦煌壁画复原临摹的巅峰之作。
1949年10月后，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政府接管并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段文杰历任美术组组长、代理所长、副研究员。其时，距清末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已近50年，国外敦煌学持续升温，国内敦煌学却因严重欠缺考古、文史、语言、宗教等专业研究人员而贫瘠无果。这一时期，段文杰对敦煌壁画的深入钻研不止于临摹，而是努力上升到理论和学术层面，对改变当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有开山之功。然而，敦煌学者学术上的努力因1957年横扫中国的“反右”运动中断，段文杰被划为“右派”，又在“文革”中被开除公职，下放到敦煌东湾公社杨家桥大队放羊。敦煌学研究全面停止，所幸因常书鸿等努力保护，敦煌石窟没有遭受破坏。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段文杰备感“只争朝夕”之紧迫，一面自己整日埋首研究，一面鼓励其他学者把中断多年的科研课题继续下去。他为复原一幅唐代壁画，查阅百余种有关古代服饰的文献资料，通读二十四史《舆服志》，摘录了2000多张卡片，完成了一幅杰出的复原临摹品，也初步理出了中国衣冠服饰的发展概况，为其后写作《敦煌服饰》打下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期，段文杰开始正式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理论研究，此时已年过花甲。
段文杰是扎根敦煌的第二代“莫高窟人”的代表人物。1982年，他接替常书鸿出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敦煌研究院正式成立，他任院长一职直至1998年。在其治下，敦煌研究院开始设置国内最先进的全自动气象站和其他环境监测仪器，有效治理了长期困扰莫高窟的风沙危害，对危崖、病害壁画彩塑开展抢救性加固或修复。敦煌学术艺术研究亦从一般性的传移摹写提高到学理性的高度，在石窟图像学上有许多空前的创造，并为催生敦煌画派多有积累。段文杰积极倡导敦煌艺术走出甘肃，走出国门，在海内外多次举办敦煌艺术展览；促成日本政府无偿援建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倡导成立了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敦煌学终于“回归故里”。
段文杰曾有心愿，过世后要埋骨敦煌。那片玄黄的戈壁已葬过数位敦煌学者。他们犹如移栽到大漠的植物，根已扎下，就在长眠中，聆听九层楼上窟檐的铁马悬铃声。
作者为本刊资深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