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哪个年份实现了民众权利的扩展，它就是值得记住的年份。如果在实现民众权利扩展方面一无所成，那么这个年份就是庸常的。
人类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年份，因其在推动社会进步上的关键性作用而被人铭记。比如说1215年，一群英格兰贵族迫使国王约翰在一份包含63个条款的文件上盖上王玺。这份被称为《大宪章》的文件，可以看作是英国宪政之基，为此后八百年中英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1215年相当于英国史上的“宪政元年”。若考虑《大宪章》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深刻影响，1215年也可以看作是世界性的“宪政元年”。
宪政的要义乃是“限政”———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而个人权利中最关键者在于人身权和财产权。《大宪章》中最关键的两条正是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法律做出合法裁判，任何自由人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形式的损害。第二十八条规定，国王及其属下不得随意侵夺民财。
这约束了国王的权力，为保护国民人身权和财产权提供了法律依据。而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正是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基石。1215年的《大宪章》已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因此它受到了持久而热烈的尊崇。
不过，尽管1215年的《大宪章》为英国宪政奠了基，但不能说有了这样一份文件，社会就会稳步前进。自1215年之后，英国社会的进步是由许多个年份所取得的微小进步累积而成的。英国的国王们不希望自己的手脚被束缚，他们屡屡想抛开《大宪章》，英国贵族和平民就以《大宪章》为依据，与国王进行合法斗争，逐步拓展自己的权利边界，英国社会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向文明的方向稳步踏进。
1215年之后的英国，政治权力从国王转到议会，议会权力从贵族院（上院）转移到平民院（下院）。选举权方面，从一小部分人享有选举权，到逐步放宽选民的财产限制，到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到妇女享有选举权，直到18岁即享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可以说，英国政治权力的下移，选举权的下放，都经历了一个碎步前进的过程。
可以说，社会的进步，终极的体现是普通民众的权利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扩展。无论这个扩展的步伐是多大，它都值得肯定。凡是哪个年份实现了民众权利的扩展，它就是值得记住的年份。相反，如果在实现民众权利扩展方面一无所成，那么这个年份就是庸常的；如果还缩小了民众权利，那么它就是倒退的。
如果上述理由成立，中国过去的三十年，可以说一直在碎步前进，民众权利特别是经济权利在不断扩展。仅以拆迁法为例，2010年中众多学者的“上书”和呼吁，最终导致新法在2011年有望正式出台。此外，赵作海式冤案仍时有所闻，强迫智障人员劳动等侵犯普通人权利的案例仍不时见诸报端，可见普通公民的权利保障仍是大问题。
如果说2010年有什么值得关注和期待，成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可以算一个。或许，在2011年，我们能看到更多这类举措，在一年后的年终盘点时，我们能拉出一个清单，惊喜地发现民众的权利在很多方面有了实实在在的扩展。假如真的那样，我们将为2011而欢呼，2011将是值得记住的年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