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红军
当2011年初的巴塞尔全球经济会议宣告复苏已经确立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意识到世界同时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难以主宰的朦胧状态。
2007年，我多次发表“多重危机下的领导力”观点，就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错综复杂特点而提出的领导力思考，这绝不是悲观消极之言，而是针对现实与趋势的深层思考。感知多重危机才能激发多重责任和多元合作之意，萌发相应的领导智慧及多重创意。2008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发展中国家已面临金融、粮食和生态三重危机。实际上，可以列数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已超过三十多种，其焦点则是货币危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将是多重危机更加错综复杂的时代。
在当前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中，最具影响力与主导权的全球级组织为G20、世界银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级组织则有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等。分析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发起、发展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一是在人类的巨大灾难与危急之时迅速发起。如国际清算银行于“一战”后为解决战败国德国战争赔偿款的支付等问题而创办；世行与IMF均在“二战”后的危急状态下成立，其中为期21天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只花了一天半就通过了世界银行宪章。因此，世行与IMF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机构；G20则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迅速建立，从提出成立到首届G20会议举办，只花了1个月时间。
二是均由超级大国或主要发达国家元首倡议发起。如世行、IMF为美英等国元首发起，G20为美法两国元首发起。其他成员的构成多由这些发起国选定。
三是国际组织的管控模式及其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每次重大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议题以及议事规则均由其决定。这些组织的历史短则几年，长则超过半个世纪，其间围绕其初创定位和再定位之间的争议与改革始终不断，但最终均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世界金融组织转型与中国诉求兑现的软肋
中国已成为IMF、世行、亚行的第三大股东，拥有相对较高的投票权，并已稳坐国际金融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交椅，多年来在履行国际责任与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政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比，所拥有的实质性的领导权、主导权（重大事件的决策权与重要政策的制规权）还是有限的。美国在世行与IMF中始终拥有最大的投票权与否决权。有些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对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合作仍存在一定的疑虑和障碍：一方面迫切需要中国参与并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尤其在经济复苏与化解危机方面离不开中国的真金白银，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话语权提升与股权扩大会削弱衰退中的欧美国家的地位。
这种两面性充斥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影响着持续发展与转型创新。表面看，球在中国手中，实质上，权在主导国手中。在错综复杂状态下，中国应当冷静看清全局，沉着地发球传球。尤其在参与介入国际金融组织、提高我国在其中的高管人员比例并提升主导地位的策略中，应当把握这些国际金融组织的三大特点：
一是机构独立复杂，专业繁多严谨。除G20外，四大国际金融组织都不同于联合国组织或其他外交机构，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如世行与IMF虽属于联合国体系，但又独立于联合国组织。又如国际清算银行的“三（三个国际协会）、四（‘巴塞尔模式’的四层关系）、五（五个常设委员会）”均为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中心和中央银行最精致的运作中心，功能复杂精细，专业繁多严谨，绝非其他国际组织与外交机构那么容易准入或融入。
二是职位设置复杂，职员藏龙卧虎。像世行、IMF这样的国际组织，职员来自100多个国家，无论是经济专家还是技术顾问均可谓藏龙卧虎，加上权力斗争和人员背景复杂，绝非一般国际金融机构专业人员所能胜任，需要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高超的专业技能和特别的心理承受素质；既懂外交国际关系，又懂国际金融潜在游戏规则，善于与各国同事及高管打交道。中国若想增加中高级职位，最大的软肋就是缺乏一支能够胜任国际金融机构职位的复合型的跨文化人才队伍，这类人才的培养需要特别的环境与长期的磨炼。
三是权力斗争复杂，胜任难度高。事实上，无论世行、IMF或国际清算银行等，其内部权力斗争十分复杂，领导人员常常由于主导国内部的种种原因而更替轮换，如美国曾派出两任国防部长出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与保罗·沃尔福威茨），为这些组织的定位与发展增添了不少变数。中方派遣的高管人员（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世行副行长以上的职位）要胜任国际组织高级职位绝非易事，正如曾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的章晟曼（他是中国人在世行担任最高职位的）在总结领导与管理国际金融组织经验时所云：“先站住，再站高。”在这里，任何急功与浮躁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一旦出错，则一败涂地，毫无回旋余地。
中国能够领导复杂世界吗？
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再度崛起，不仅是新世纪前半叶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历史长河的回归：在过去20个世纪中，中国在长达18个世纪中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直到15世纪，它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并且是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当今，中国已日益引起衰退中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不安。尽管其中也包含着对自身就业与经济的担忧，但事实上，更担忧的是中国的繁荣是否会挑战其国际金融的主宰地位、亚太地区霸权地位，从而形成更大的全球失衡与领导力博弈，中国周边国家也有同样的担忧。
2008年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时，有人曾把美国与中国分别列为这次危机的两大受益者。但在排序上略有分歧，有人认为美国排名第一、中国第二，也有人认为相反。不管如何，我认为有两点是不变的：首先，这两个国家都受到影响，美国为危机发源国，中国是受害国；这两个国家都从中获益。实质上，号称受损程度震撼世界的美国金融机构现在都表现不错，受灾的只是中小金融机构，埋单的仍是新兴国家或贸易顺差国（通过EQ2和美国长期国债）。而中国真正分享到什么呢？持续高速的GDP、企业的“走出去”、高价位的大宗商品和有限的先进技术。然而最宝贵的收获则是国家活力和民众信心。
从国际金融组织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无论是金融主宰者或被主宰者往往是在“不得已”中被逼上梁山的。中国在过去经济封闭时代的韬光养晦是一种“不得已”，现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也基于某种“不得已”。日益强大颇具活力的中国在金融上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通过主动转型成为全球金融的领导者。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金融格局中面临两难局面：第一，全球金融格局改不了，美国仍为主导，所以仍要韬光养晦，继续参与并和美国合作；第二，要主动参与改革世界货币体系，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根本利益，如周小川提出人民币入主超主权特别提款权（即SDR）的理论与构想。中国目前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游离于这两者之间，这与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愿意、不习惯与不适应其所处的世界领导地位有着某种相似，只是所处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
中国三种状态的选择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中越来越呈现这样三种状态：参与、领导、主导。现在，中国已被逼到这样一种境地，必须迅速地在这三种状态中选择一种：
参与状态，即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并遵守其规则而享有一席之地。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参与世界游戏是主动选择也是别无选择，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现在看来，当初中国有宏观的金融战略但同时缺乏对主攻方向的顶层设计（如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进程）。
领导状态，即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有较高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已经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成为G20的领导成员也是某种“不得已”，如果不能在这个领导集团中要求美国承诺美元不贬值，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将大幅缩水。中国外储资产的保值，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
主导状态，指大国在全球经济重大事件中实际掌握新格局的主导权与统御力。在后危机时代，单一霸权主宰全球金融的状态已经发生转折，但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仍将长期存在，虽然其国力衰退；中国的全球持续增长地位也将长时间存在，虽然人民币尚未国际化。中国要巩固其经济强国的地位必须成为金融强国，并同其他大国共同主导世界金融未来，除外别无选择。
冷战时期的领导观是“霸权”，全球化时代的领导观是“多元”，后危机时代的领导观是“合作”。多重危机的长期化和深入化，使得多元化领导观不仅要联合，而且要深度合作。新世纪需要展开多边活动的领导者，而不是单一的主宰者。在当今谁也主宰不了这个世界。复杂世界领导的根本意义在于影响世界。若因改变不了世界格局就选择长期参与状态或一般领导状态而非主导状态，这将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从跨文化走向跨文明：
中国要让世界信服
世界历史表明，造就伟大领导力的三大要素为：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事件、伟大的文明。其中文明是核心，这在浮华、浮躁与浮夸盛行的当下尤为重要。中国作为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古老的文明国家已经基本具备了这些要素，需要解决的是中国如何说服世界和世界如何接纳中国。
李光耀曾在上海的一个论坛上形容中国崛起是“文艺复兴”。我感到中国的崛起可完整地表述为“文化的复兴、文艺的复兴、文明的复兴”。所谓文化的复兴具有民族的特殊性，文艺的复兴具有科技的开放性，而文明的复兴则具人文的超越性，中国引领世界经济需要完成这三者的全面复兴并获得各国文明的认同。这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当然也是一个极好契机。
当一个大国处于全球大事件中，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均易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当年郑和下西洋环球航行，由300艘九桅珍宝船和近3万船员组成的明朝航海集团满载着炎黄文化、文艺与文明，将中医、丝绸、瓷器等先进技术产品与金银财富分享给途经国家民众，所到之处倾城为之折服，中国也带回了国际文化的精华。当今中国这架巨型飞机环球航行时，需要高速、舒适、环保，更需要安全，这是现代航空文明的全要素，偏颇不得。当中国机长都能用标准的英语、礼貌的用语和专业的词语，与使用不同地方口音英语的各国地面导航沟通交流时，能够娴熟无误地理解对方、准确无误地保持航向，万无一失地降落起飞，甚至临危时刻沉着应对，化险为夷，沿途航站人员必竖拇指赞颂并为之折服。从郑和这样大人物到普通机长的小人物，都是中国文明的象征。这并非苛求自我，而是一个文明国家走向全球使命的通行证，也是引领全球文明的软实力和世界期望。除非我们自己放弃领航权——这种半途而废的选择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教训举不胜举，郑和第七次远航后，就因明朝锁国而使中国失去了全球航运中心的历史良机。
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适应的中国金融文明
世界金融史与文明史紧密相连，曾经的欧洲梦就是富强加文明，曾经的美国梦就是财富加文明，曾经与现实的中国梦就是繁荣加文明。
我国要实现2020年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尽快构建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适应的中国金融文化与金融文明。而什么是中国金融文明？这是国人需要冷静反思的。中国要成为复杂世界的领导者，所需复兴的不是适合单一国家或民族的特殊文化，而是需要超越文化的跨文明。2004年，我曾与哈佛大学教授讨论过人民币跨文化问题，我感到西方世界担心的不是人民币国际化，而是担心人民币国际化之后的世界是否安宁、安稳、安好。笔者认为，如果说“中庸”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那么中国金融文化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审慎”，而中国金融文明的思想核心就是和谐。联合国大楼悬挂着中国孔子哲学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比起西方某些知名商学院“用别人的钱来赚钱”、而亏了钱照样领高薪的MBA文化信条，不知有多么的文明与大气。正是这些折服世界的中华文明，才是我们在构建中国金融的决策文化、信贷文化、风险文化、财富文化、监管文化与合规文化中应当融入的灵魂。
（作者系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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