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赵尔丰被四名强壮的士兵按着，坐在地上。
1911年12月22日，冬至日的凌晨，阴冷的朔风吹拂着他满头的白发，家人已经在地上为他铺了块大红的毡子。
这位65岁的前四川总督，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也不挣扎，盘腿坐在毡子上，怒骂道：“尹娃娃，你装老子的桶子啊！”
被他称为“尹娃娃”的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26岁的尹昌衡，简短地公布了他的“罪状”，然后，向着围观的看客们问：“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赵屠户，该怎么办？”看客们齐声回答：“杀！杀！”
在照相机的镁光灯闪耀中，赵尔丰人头落地，并被定格在照相机中，他那花白的头发和胡子被鲜血溅得通红、通红……
兵变
当晚，同盟会、哥老会及军官们，各自召开会议，商议善后“分红”……
一切都要从蒲殿俊的阅兵开始说起。这位新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上任没几天，便执意要进行大阅兵，过过当“老大”的瘾。
各种情报显示，军队可能将在阅兵这天哗变，背后有好几股势力在合纵连横，借机端掉这个刚刚诞生的军政府。前司法厅厅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之一周善培，再三劝阻蒲都督万不可阅兵。正在兴头上的蒲殿俊，哪里肯听。
1911年12月8日上午9点，大阅兵在成都东校场外如期进行。军乐铿锵，刺刀佩剑闪亮，蒲殿俊正沉浸于兴奋之中，忽然，士兵们骚动起来，后边的士兵对空鸣枪，局面登时大乱。
站在检阅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立即撤离。乱兵从校场上蜂拥而出，冲向藩库。这里就是四川全省的财政所在，共有约800万两白银。士兵们人人满载之后，便放起一把火来，顿时烈焰冲天。乱兵随后冲向大清银行及各银号、票号，成都城内的主要商业街及各处豪宅，均不得幸免。已经200多年没有遭遇兵灾的“锦绣成都，遂变为野蛮世界矣”。
蒲殿俊、朱庆澜在都督府宪兵营营长汤存心(仲桓)保护下，跑到东校场演武厅，由几个士兵背着他上了城墙，避开乱兵，逃到同在城根下的周善培开办的“幼孩工厂”（童装童具工厂），才赶紧换下那身金灿灿的都督礼服，穿上蓝布衫，继续逃跑，结束了12天的都督生涯。
兵变发生后，军政部长尹昌衡飞马而出，急赴凤凰山军营，召集与他亲近的川籍军官们迅速商议。随后，尹昌衡率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新军，策马进城，搜捕乱兵。
在成都最为紧急的时候，人们又想起了那位退位的总督赵尔丰，他毕竟威望卓著，而且手里还有担任警卫部队的3000名巡防军。于是，“商民纷纷诣尔丰环跪，吁请维持治安”。赵尔丰发布了一张布告，落款是“卸任四川总督，现在川旗边务大臣”，没有盖印，只用朱笔画了一个“印”字。
赵尔丰刚刚开始行动后，如同事先安排好一般，数万名“同志军”突然从四门进入成都，兵力远远超过城内任何一支部队，他们开始四处搜捕乱兵，抓住就当街枪决或斩首，迅速恢复了秩序。而这些“同志军”，只听命于罗纶的哥老会。
兵变当晚，成都城内的三帮人，同盟会、保路运动首领们（实际上已被哥老会操控）及军官们，分别召开会议，商议善后“分红”。
第二天晚上，各派在皇城内至公堂开会，没有太多的争执，实力最强、腰杆最粗的尹昌衡被“公选”为都督。
这次会议，本来不推副都督的，但是，同志军代表提出，罗纶应该担任副都督。此时的罗纶，当然不是那个只会高喊宪政民主的副议长，而已经完全恢复了黑道老大的声势，城内数万“同志军”就是他的小弟们，实力实际与尹昌衡不相上下。而且，此时罗纶也正坐在会场内，众人当然恍然大悟，一致通过。
而同盟会的董修武，则出任总理兼财政部长。同盟会终于不用自己的一枪一弹，取得了四川“革命”的领导地位。
遇难
他们决心要借用那位老人的脑袋，让自己坐得更稳固些……
在危机时刻，赵尔丰发了份布告，这为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一些别有用心的谣言，说是他和田征葵等在幕后策动了这次兵变，目的是为了复辟回任。
对此，愤怒的赵尔丰写了篇《辩诬问》，这位65岁的老人说：“鄙人当大权在手之时，何事不可为，与其破坏于后，曷若不让与先？”
英国总领事谨顺也根本就不相信这是赵尔丰煽动的，“既然赵尔丰阁下因大清银行的被毁而几乎丧失了他在成都的所有现款，所以无论他希望通过揭示蒲殿俊政府的软弱无力获得多少好处，都不像是骚乱的发动者。”
最为关键的是，在兵变之后，赵尔丰手上仍有3000名全副武装的巡防军，这是他自己精选的警卫部队，所有军官都是效忠于他的忠诚部下。而此时，城内的军队已经乱的乱、散的散、死的死，真正有点战斗力的，只有尹昌衡带的数百人，及罗纶手下的同志军。尹昌衡人数不够，而罗纶的黑道力量，搞搞骚扰、做做警察可以，与军队作战是不可能有取胜把握的，赵尔丰果然是幕后推动者，此时便是好机会。他非但没有行动，反而听信了尹昌衡的花言巧语，将卫队调出城外，导致自己的死亡。
将兵变的帐算到赵尔丰头上，这是一个巨大连环计中的最后一环。而吊诡的是，后世史家几乎不问青红皂白，便采信了胜利者的说法，赵尔丰再度背上一个巨大的黑锅。
很多人都劝过赵尔丰，赶紧离开成都这座危城。已经退居二线的他，在3000名士兵的护卫下，深居在总督府内。
一棵大树已经倒下，赵尔丰依然还守着枯枝。这令时人与后人都对他产生了种种揣测，如恋栈、图谋复辟，等等。而与他极为亲近的周善培，却认为这只有一个极为平常的理由：赵尔丰的老妻生病了，尽管朋友们和老下属们都说，夫人可以留在成都，由他们照顾，病好后送去，他应该先离开险地。但他告诉周善培：“我同内人是五十年的患难夫妇，大局如此，我丢了她不管，她没话说，我实在不忍。”说话间已经泪流满面。已经习惯了阴谋、并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揣测的国人们，根本就不会相信这种简单至极的理由。
处决赵尔丰的最大理由，据说是他煽动了12月8日的兵变。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所有的证据都无法显示这位老人试图重新夺回被他自己送出去的权力，相反，证据几乎都指向那些指控他、审判他、并且处决他的人们。他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不该在政变当日应“商民泣请”而发布了一张安民告示，这份试图稳定人心和秩序的文件，令那些想从兵变中获利的人们，再度认识到这位退休老人手中的巨大影响力，以及他那3000名的卫队——在一个土崩瓦解的乱世，这支军队是可怕的力量。
最有可能发动兵变的两个人——26岁的年轻军官尹昌衡、34岁的黑道老大罗纶，如愿地坐上了都督与副都督的宝座。但依然忠于大清王朝的边防军，在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的率领下，正往成都挺进。而那位“起义”在先的新军排长、如今的重庆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也带着部队西征过来。还没坐热位子的都督和副都督都感到了莫大的威胁，这年头，谁都可能被随时推翻，并安上一个俯拾可得的罪名。而篡位者最怕的就是篡位者同类。
他们决心要借用那位老人的脑袋，让自己坐得更稳固些。而这位老人的实力和影响力，都令他们不敢直接动用武力。
于是，尹昌衡单独去见赵尔丰，名义是晚辈向长辈讨教。谦恭的晚辈咨询了很多行政管理上的问题，然后进言道：大帅身边还有如此多的卫兵，会引起他人不必要的疑虑和联想，不如先将这3000名交军政府接管，再以军政府名义下令仍驻原地保护大帅，这样就可以杜绝流言。
经历过无数风浪的老人相信了、或者说是本无所谓，手书一道命令，把3000名卫队的指挥权拱手交出。这一被谋划者们自以为得意的举措，却恰恰证明了他们对赵尔丰阴谋复辟的指控，只是“革命”的策略和谎言而已。
卫队被调离总督府，在成都南苑集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丝毫不知道另一支部队已经将他们包围，并且将他们纳入了大炮的射程。
另一支部队则在凌晨时分悄悄包围了总督府。营长（“管带”）陶泽锟，被委派为敢死队队长，负责擒赵行动，他的报酬将会是一个团长（“标统”）的位子，以及他没料到的青史留名。
尹昌衡亲自负责掩护，他从正门入内，说服了剩余的卫队放下武器，而陶泽锟则从后墙翻入内院，冲进了赵尔丰的卧室。尹昌衡告诉老帅，为了他的安全，还是一同到军政府去。四名士兵一拥而上，将老帅架起来，拖到了军政府。这就是被“革命者”们津津乐道的智取赵尔丰。在整个过程中，据说陶泽锟只砍死了试图抵抗的一名警卫人员，也有野史说那只是一个伺候的丫头而已。
“报恩”
赵尔丰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最后死在这位着力培养、极其新任的年轻军官手中……
其实，要论起私人交情，赵尔丰及其兄、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都算是尹昌衡的仕途恩人。
尹昌衡在1909年从日本回国后，先在广西当军校教官，因过于激进而被除名。赵尔巽倒是不拘一格，任命他为四川督练公所编译科长兼四川讲武堂教练官。1910年，在新军十七镇成立典礼上，他居然当场驳斥了前来致贺词的赵尔巽，认为这支部队军械过于落后，指挥官朱庆澜本非军人，并不知兵。他甚至宣称，四川能带兵的就是他自己及周俊（后来成他的死党）两人。难得的是，赵尔巽却从此对他另眼相看，十分器重，尹昌衡从此声名鹊起，成为新军中川籍军官的灵魂人物。
赵尔巽在离任时向继任总督、自己的胞弟赵尔丰做了推荐。赵尔丰到任后，立即任命尹昌衡为陆军小学的代理总办，为尹昌衡在新军中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地，他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会死在这位着力培养、极其信任的年轻军官手中。
尹昌衡虽然年轻，手段却极其老辣。他依靠着川籍军官的力量，与失意的咨议局副议长罗纶合作，一个动用军方的力量，一个动用黑道的力量，终于成功地赶走了蒲殿俊和朱庆澜，夺得了政权。而赵尔丰的脑袋，也成为他们巩固权力、扬威立万的台阶。
赵尔丰的首级，被挂在长杆上，在成都城内游街示众，这与其说是对“反动的旧官僚”的清算，不如说是新政权对一切潜在敌人的警告，而这种敌人往往是他们内部可能与其竞争的同志兼兄弟。
年轻的郭沫若日后记下了民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微妙反应：“他病了，全无抵抗地遭了别人的屠杀，尽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惋惜起来。”
拿着赵尔丰人头当投名状的尹昌衡，几年后被袁世凯诱捕。赵尔巽自然要为其弟报仇，而赵尔丰之女，又正是袁世凯的三儿媳。多亏尹昌衡还曾经认过段祺瑞为老师，才保住了性命。这位果敢的时代骄子，出狱后就远离名利场，以教书写书为生。……（21）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