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后，一度属于他的Mother Russia已面目全非。“回首望故国，河山总断肠。”在台湾的流放岁月中，他在感情上对Astoria的依恋，也许与百年前一些美国老华侨的心态相似。他们一辈子离不开唐人街的气味，一生未离开过华埠去认识外边的世界。
刘绍铭
单看字面，容易把“白俄”看做俄罗斯的白种人。其实这个白俄的“白”，是从“Belarus”（白俄罗斯）这个东欧国家的译音得来的。俄国人或“红”或“白”，取决于意识形态和效忠对象。上海学者汪之成在《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这么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旧俄国贵族、军人、文官、商贾和知识分子，在各地白军相继被红军击溃后，便纷纷亡命国外，而革命前本已居留在国外的俄侨，也绝大部分都不承认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些人便成为政治流亡者。……所谓‘白俄’，就是没有苏联国籍、没有苏联护照的俄人。”
大概是地缘关系，白俄在中国落脚的地方先自东北开始。上世纪20年代的哈尔滨一度成为白俄在中国的“首都”。为了方便谋生，这些“难民”不少辗转到了上海。依Mark Green的说法，20年代的远东，出现了一个新俄罗斯，首都便在上海。白俄流亡中国，没有分散到香港来，除了地缘关系外，还有一个实质的考虑。在十月革命前，不少俄国企业家早在上海扎了根。这些老侨民对流落异乡生活无着的同胞都有照顾，但他们如果跑到香港，就没有这种依靠了。据Mark Green所说，“在香港，俄侨一旦失业，必须立刻离境，否则就会被投入监狱。”
流落在上海的白俄中，有不少是医生、工程师和建筑师这些专业人士。他们稍微适应当地生活后，总能找到本行或与本行相近的工作。最难安置的是无一技之长的难民。他们或沦为乞丐、骗子、妓女。因为他们是白色人种，在中国人的社会“堕落”，使当地的欧洲侨民觉得丢脸。为了保持白人的“种族尊严”，内森（Nansen）国际难民局便建议将已沦为“白奴”的俄国妇女移往他国。“他国”是没有言明的白人国家。
也许是习惯使然，一说到“西方”，我们自然想到像英、美、法、德这些拥有“文化霸权”的国家。虽然俄罗斯在地理上也算欧洲，人民也见金发碧眼，东正教也信奉基督，可是我们从没有把俄罗斯这个国家看做西方文明的代表。英、美、法、德各有文化协会长年累月地做统战工作，它们“名牌产品”所代表的material culture（物质文化），也无孔不入地侵占我们的生活空间。
相对而言，我们对俄国人的认识，就陌生多了。上世纪50年代中到台湾求学前，我对俄国的认识可怜得只限于雄鸡饭店和车厘哥夫餐室的例汤：Borscht，罗宋汤。说不上滋味，相当别具一格就是。据汪之成书上所载，当年上海人光顾山东人经营的俄国菜馆，吃的多是快餐式的“罗宋大菜”：一客猪排加一份罗宋汤，配面包、菜或咖啡。因价廉物美，大受公司小职员和大学生欢迎。一下子时光倒流，当年我在香港北角的俄国餐馆吃的由唐人师傅炮制出来的罗宋午餐，也是这种菜式。汪之成说，19世纪末年的俄国菜，形成了所谓的“俄罗斯学派”，成为西餐五大名派之一。钟鸣鼎食，想是帝俄时代的贵族之家才可以享用。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人上台，吃的喝的必是另一种风尚。“俄罗斯学派”的佳肴美食，成了衰老的回忆。
汪之成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俄罗斯研究室主任，斯拉夫研究中心主任。《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的参考数据，除了中、英著作外，还有俄文。汪先生用的例证，多采自中文报纸，如《申报》。初到上海的白俄，贫病交迫而倒毙街头的虽不多见，但因生活无着沦为讨饭的，着实不少。上海人贬称这种沿门托钵的白俄难民为“罗宋瘪三”。
这些人中有一位名叫摩里特而夫基的，长着十二个手指和十二个脚趾。孑然一身，日夕陪伴着他的只是一个小提琴。他到处卖唱，唱呀唱呀不断地唱着自己得意的歌曲，一直到人家听得不耐烦才带着歉意地停下来，有时还会受尽委屈似的失声痛哭。但你不得不承认他小提琴拉得实在好。他到咖啡馆卖艺时，总爱这么对顾客说：“先生们！我的欲望并不大，我只需要一杯咖啡或茶的代价。”看到人家毫无反应，他只得再哀求一次：“先生们，就让我拉一首曲子吧，拿你喝剩的半杯咖啡作代价偿我！”据说摩里特而夫基经常拉的是一首悲怆的曲子：“别了，流浪天下的父亲、母亲和姐妹们！”
带有白俄血统的世界知名人士，不知凡几。就我们文科学生而言，最常听说的应该是曾在康奈尔大学教过书的纳博科夫。十月革命后，这位俄国贵族先到剑桥上学，再在法国和德国逗留了些年，终于在1940年移民美国。他“不务正业”的小说《一树梨花压海棠》1955年出版，马上名利双收，随后离开美国，在瑞士定居。十二指小提琴家在上海“劫后余生”的日子，跟纳博科夫晚年在瑞士的黄金岁月，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以前在车厘哥夫吃罗宋午餐时，偶尔看到一些洋人座上客。因为白俄面貌难说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征，所以这些洋人，可能是英、美洋或法、德洋。想来我跟白俄直接交往的机会，是上世纪60年代我在美国做研究生的时候。她叫Irene。“现代小说”的seminar（研讨会）才七八个人，同学分坐长桌子的两边。Irene话不多，但面上总带着微笑。如果不是她在老师到课室前偶然露一两句自己的身世，我们也不知道她是帝俄时代贵族的后人。她的英文非常英国腔，大概跟纳博科夫一样，家人是先在英国耽了一段时间才到美国。
汪之成有此一说：“俄罗斯女子素以美貌著称于世。”回想黑发的Irene，面部轮廓有几分像汪先生贴出来的1931年“上海小姐”斯卢茨卡娅的照片，亮丽的眼神中带着几分身世悠悠的忧悒。恨无董桥描画民国女子缠绵的彩笔。Irene有多美？上了一把年纪的戏迷，大概认得因演《Splendor in the Grass》获金像奖提名的薄命女子Natalie Wood（1938-1981）。她也是白俄，黑发，Irene很像她。
台北有明星咖啡馆，是上海霞飞路Astoria咖啡厅的再世姻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诗人周梦蝶一直在明星的铺子前面摆旧书摊，是知名的“台北一景”。咖啡馆是一位台湾人和一位白俄合资经营的。在台湾土产店门前捧着英文《圣经》学英文的阿锥，跟常来店里兑换黑市美金的George Elsner见面多了，发觉这位外国人气质特殊，极有教养，言谈举止流露着一股自然的高贵气息。原来这位白俄是末代沙皇的亲戚，1949年前在上海法租界工作，负责新房子的检验。
明星咖啡馆的白俄股东，1961年中风入院，三天后一步一拐地爬上咖啡馆二楼，坐在临窗的老位子。十年来他一直坐的就是这位子。1917年后，一度属于他的Mother Russia已面目全非。“回首望故国，河山总断肠。”在台湾的流放岁月中，他在感情上对Astoria的依恋，也许与百年前一些美国老华侨的心态相似。他们一辈子离不开唐人街的气味，一生未离开过华埠去认识外边的世界。George Elsner在1973年逝世。死前有一段时间外语能力尽失。在大去前的一个下午，他听到外边工人清理水沟污泥时传来“刷、刷、刷”的声音。白俄忽然泪流满面地说：“下雪了！下雪了！我听到铲雪的声音了。”
作者系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