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报记者王洋/文 张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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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另类的作家，不仅人生具有传奇性，而且作品富有超越性。当代作家中，因为身体条件而无法行走的，屈指可数。读史铁生的文章便会发现，他飞了起来，就像凤凰从火中飞了起来。他以什么为翅膀呢？以轮椅为翅膀，以笔为翅膀，以思想为翅膀。
地坛有史铁生的影子。就像很多年前，他他躲进地坛的僻静处，让他的母亲找了好久。这一回，他又躲起来了，他藏进了天堂。他他和我们大家捉起了迷藏。今天本报记者带领读者去寻找那架轮椅，去寻找他的书，去找寻他的思想。
“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如是说。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在宣武医院去世，享年59岁。如果死亡真的是一个节日，史铁生的“节日”伴着2010年的最后一天一同降临并瞬间逝去。
在一个寒冷的清晨，记者走访了史铁生的遗居。一路走一路询问之下，终于找到作家生前居住的小区。从外观看小区已有一定的年代，里边有几块可以散步的空地和小道。由于是上午，院内颇为清静。找到史家所住的楼，在其一层的家门外，可以看到一条无障碍通道直接通向史家的大门。门口堆放着一些零散的纸袋和花盆。
一位在院内散步的老人看到我们在拍照，向我们说起了史铁生。“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十几年了，这个院里的人几乎都知道他。如果天气比较好，阳光比较好，他就会自己推着轮椅出来晒太阳。前段时间还看到他在晒太阳的。”老人说史铁生是个低调、随和的人，“感觉他挺坚强的吧。”
还记得曾经在高中语文课本中读到《我与地坛》的节选段落，老师当时让大家想一个问题——应该如何理解作者与地坛、母亲之间的情感关系。印象中被点名回答问题的同学谈了很多体会，也说到了“坚强”二字。如今走访史铁生的遗居归来，再次读这本书，体会着作者的心境，忽然很怀疑：这种情感和思想是当时的我们只以“坚强”二字就都够体会到的吗？
一个代名词
2010年12月31日，距离史铁生60岁寿辰只剩4天，但他已来不及接受生日的祝福。喜欢他的读者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地坛里玩耍的那个孩子，回去了。”
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将脊椎、大脑捐给医学研究，将肝脏捐给有需要的患者。史铁生在生前曾这样安排自己的身后事。许多网友建议，能否将其骨灰埋在地坛并为其立个像。一位大学教师说，不管长眠于什么地方，史铁生都会注视着我们，并提醒这个时代扪心自问：是否已经忘记了安放自己的灵魂。
他，已经成为坚毅、乐观、思想的代名词。但几个短短的词汇却又不足以概括他的一生。
1969年，18岁的史铁生赶赴延安插队，后因为“脉管炎”导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从此与轮椅终身为伴。对于任何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人来说，这都是个打击，史铁生也不例外。在后来与地坛的相依相伴中，他却渐渐收获了一份思考与平静，并开始尝试写作。
30岁那年，在刚刚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不久，由于下肢瘫痪造成的肾盂积水，史铁生又遭遇了急性肾衰竭。那时大夫跟他说，难免有一天就要做透析。这样一直坚持到1998年，他开始做透析。
在去做透析之前，史铁生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可以工作3个小时，晚上还可以看看书。后来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就算不透析，还得是在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一天最多上午写作两个多小时，然后下午看一小会儿书，再多的话，血压就会马上升高。
透析需要每3天去一次医院，一做就要花大半天时间。这种治疗只是手术后的第一天身体稍感轻松，可第二、第三天则越来越难受。对于大多数人畏惧的疾病，史铁生一直看得开：“幸亏有透析，要是倒退20年，这个病就是绝症，就没有办法。在近五六年，透析技术才比较成熟，所以我还能有这个状态，但仍然很疲劳。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一星期我要去医院透析3次。这样，一星期3天就没有了。剩下的4天，上午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写得非常少、非常慢，但我在坚持，坚持每天都写。”
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大概写了4年，从透析之后到2002年，共有十几万字。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到2006年和2007年，史铁生先后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和《务虚笔记》。
48岁那年，史铁生在接受生前为数不多的一次采访中调侃道：“我的职业是生病，副业是写作。”在他已有的48年生命中，有一半时间是用于生病。常年接受针刺的史铁生，动脉和静脉点已经成了蚯蚓状。史铁生坚强的意志力使他的医生都受到震动。以至于有人宣称：“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的，谈死是矫情的。”
曾经有一个评论家说，“史铁生是最爱笑的作家”。对于这份乐观，史铁生曾这样说道：“我常说，人的思想不妨先锋一点儿，人的行为不妨保守一点儿。那么写作也是那样。你写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那么乐观，因为你感觉到了问题和困惑，如果你觉得很顺畅的时候，我觉得反倒没什么可写的。所以在写作上，我不排斥悲观主义，也不排斥怀疑主义。但在生活中，你既然选择了活着，干吗要痛苦地活着呢？”
“我的贡献就是我的迷途，而我的迷途可能从我坐上轮椅就开始了。那时候，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自然而然的问题就产生了：你为什么活着？可能所有的问题就从这里开始了。人类的信仰也好，哲学也好，可能开始都源于这一疑问。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追根溯源，我想哲学和宗教就开始了。所以，哲学和宗教永远不可能结束，因为人永远不可能圆满。当人类完满，人类也就结束了。”
文学这个难题
史铁生留下的作品可分两类：一类是小说，一类是散文。初期的小说《午餐半小时》暴露“阴暗面”，到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试图通过小说的方式“寻根”——人“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在《我的丁一之旅》中，他更是从乡村记忆走向了哲理探寻。
散文也是他自我追问的一种方式。《我与地坛》、《我的梦想》、《好运设计》与其说是内心独白，不如说是与天的对话。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同构在了一起。因此，有书评家表示，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篇1.5万字的散文首次发表是在1991年的《上海文学》的第一期上，当时发表的时候作家韩少功盛赞道：“当年中国文坛上哪怕只有这一篇文章也足够了。”这篇文章成了当时最轰动的文学作品。《我与地坛》丰沛的力度，让所有去阅读它的人都不得不认真去思考人生的诸多大问题。
真实，是史铁生作品的一大特点，是优秀文学的好品质。但史铁生认为它不应该算文学的最高标准。他认为，如果仅仅是真实，文学的意义就要小得多。文学更多的是梦想。人要有梦想，因此人创造了文学这种方式。而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其实是很少的。像每天的衣食住行就是很实的，但当一个人在走路的时候，他会想到一些东西。写作不一定是纸和笔的问题，只要一个人的脑子里在对生活做一种思考的时候，就是一种写作。
史铁生曾在他的《病隙碎笔》中强调，“写作需要真诚”。一个人的梦想，很难说它真实，但完全可以说它很真诚。在梦想里真的可以给生活开辟很多新的可能性。如果说仅仅是已经有了的东西，已经被公认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那么它的领域可能被束缚得很狭窄。
对于文学，史铁生曾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次访问中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逃避灵魂。指出面临越来越多元复杂的文学环境，文学就是要在肮脏中寻求干净。文学首先是了解自己，它没有使命，却客观地起到了某些作用，那就是了解自己。其次文学就是要在肮脏中寻求一种干净。曾经有过一种说法，文学是要变还是不变。实际上它是要在千变万化中寻找那个不变的东西。后来人们把它理解成文学就是要变的。以戏剧来说，灯光变了，布景变了，其实最不变的戏魂是要在不同的环境里，相当于舞台上不同的灯光、布景、演员等的背景下表现的是不变的人生。现在的戏剧满台的背景，满台的噱头，但是都把戏魂儿输了。
说到文学创造所独属于自己的路子，史铁生称自己的招数是活出了一些“问题”。他认为“问题”是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文学之根”并不在于过去而在于未来，未来会不断向作家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很可能古已有之，但不会因为前人曾对这些“问题”作过回答，现在的作家就无所作为了。这些生命的疑问，或者关口，无论古今，人人都要过。既然写作要面对这些生命的问题，它就不是单靠熟练的技巧就可以解决的。文学应当是在一切事物定论之外的东西。说得更极端一点儿：作家应当是在文学之外去寻找文学。在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巨大而无限的空间，那就是灵魂的空间。史铁生一直认为在这个空间里有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东西。
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在有生之年能够读到一些真正能够打动你、改变你的作家作品，这个范围非常狭小。每个人喜好各不相同。但是笔者总觉得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是因为它能够在一个人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给予他安慰的力量。不管你是在生命中一个什么阶段在无助和孤独，文学应该始终能够给予你思考与勇气。从这个角度来说，史铁生可以让人这样，或者说可以让一部分人这样。
“卖座”的心灵
“在他们这一代作家中，史铁生是出类拔萃的，对文学的坚持连其他健康人都比不了。他执著探讨生与死的问题，对人生的思考比较深入。”评论家解玺璋感叹不已。“他坚持创作很不容易，他是非常纯粹的作家。”
“他是一个形而上的作家，总是比别人多一些神性的东西。这源于他本身肌体遭受的戕害，从而养成多年来静思的习惯。在我看来，中国不缺作家，但唯独缺乏史铁生这类形而上的、甚至具有神性的作家。”另一文化评论家雷达这样评价道。
他们的评价似乎都触及中国当今文坛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名利与心灵的较量。记者在史铁生生前居住的小区和楼门前的那条无障碍通道前想像着作家生前的生活状况。不禁要与现在所谓的畅销作家做下比较。这两种人，完全在过着两种生活。这种区别，与身体健康与否无关，而是关乎对于文学的追求和信仰。我们无法反对且无权痛恨那些拥有超强吸金能力的从事写作工作的人，但是我们有权去敬仰和崇拜像史铁生这样的写作者。
有人说，史铁生是中国作家中少数坚持写实写作的人，他的文本几乎全部建立在自己的生活经历、生存体验之上，他对哲学的思考带来了精神空间的高度开阔，现实生活中史铁生有着疲累的肉身，而在写作时他拥有了自由行走的能力。深沉、阴郁、真实，同时又拥有悲悯、通透和哲思。史铁生和后来失明的图书馆长博尔赫斯一样，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王国，在他们的作品里，都一样能读到诸多静止的、无限的主观感受，他们写的是自己，但却让人感到每个字都与读者有关。
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其真正的处境，不在作协大楼，不在圈子里，而它就在自己的穷愁、疾病和死亡之中。尽管写的作品很沉重，但活得比较乐观、轻松。解玺璋介绍说，实际上，史铁生的生活很困难，一年仅透析就要花费十万元左右。他的住宅也一直很小，两居室的楼房。他没有积蓄，就是有一点稿费，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爱人在出版社工作，收入也不高。
在这个轻阅读流行的年代，史铁生注定是一位畅销不起来的作家，即便在他最具盛名的年代，他也从未走上最受关注作家的行列，这是因为，在苦难的时代读史铁生会愈加沉重，在泛娱乐的时代读史铁生是自讨苦吃。他的写作一直是遵循内心的指引在进行，而不像其他作家一样，用被挤压变形的文字来表达思想，用荒诞的想像制造语言的狂欢。
史铁生生前说，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就是“务虚”。文学有可能会对一些事情做更深层次的铺垫，也或许在很久以后，它有可能会对经济或其他什么产生一定作用，那也是文学自己始料不及的，这种作用倒是不可能“主题先行”的。对他自己而言，最好的状态就是衣食不愁、治病不忧，然后就自己躲在一边去创作。刚开始写东西时的那种状态是最好的，那时谁也不知道你，就是自己的灵魂和心愿对自己有要求，而外界的要求恰恰在那时最不能左右和干扰自己。他认为最舒服的事情，就是能冷静下来写作。
理解史铁生，要经历文本解读的耐心，在他越复杂的叙述里，越可看出他的单纯。在我们的时代里，世故的文人绝不会有那样的心灵历险。当代文学因为他的存在，保留了一块绿地。那个未被污染的色泽，使无趣的文字世界有了可去的地方。
很经常地，我们认为自己自私而肮脏，然后又想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但没有一次可以因此找到平衡。或许，没办法，只能把它归咎于我们还没进入属于自己的“地坛”，没在里面呆上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