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廷刚
据《京华时报》报道，本周日将是我国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五周年的日子。作为缔约方，时至今日我国仍无一部国家级的无烟立法。特别令人纠结的是，烟草业变相广告无法可禁，其触角还伸向公益领域。2009年9月到12月间，52家烟草企业捐赠公益及文体活动达79起，覆盖全国40个县市；2010年11月，国家烟草专卖局还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设立了金叶基金，捐款1000万元用于支持两个公益项目。
烟草业变相广告泛滥，远非新话题，其借公益之名，行推销之实，地球人都知道。但真如报道所言是无法可禁吗？如果细细梳理，便知此论大谬不然。
我国是较早对烟草广告实行严格限制的国家之一。《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于2006年1月9日起在我国正式生效，其第13条明确要求：缔约方应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其中特别指出禁止对国际事件、活动和／或其参加者的烟草赞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烟草专卖法》以及《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对于广告的场所、内容、发布程序等都有限制。可以说，我国的法律法规有的甚至比《公约》的规定还严苛。因此，说无法可禁有些说不过去。
监管部门禁令丛出，烟草行业我行我素。有人讽之为：当你看见电视上那些气势磅礴但又不知所云的广告时，十有八九就是香烟广告，如成都娇子品牌形象广告片——“境由心生”篇还获得过“中国企业策划案例金奖”。但消费者心知肚明，除了没有一个“烟”字，谁都知道，那是烟草业的变相广告。既是烟草业广告，哪怕像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但依然受法律法规所约束，怎会无法可禁呢？
笔者看来，无法可禁是托词，根源则在利益掣肘。在很多地方，烟草业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2007中国企业500强”发布，其中10家烟草企业榜上有名。在ＧＤＰ崇拜和税收最大化的施政原则之下，地方政府大力扶持烟草业甚至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自然对类似变相广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一些媒体“利”字当头，自然会心甘情愿当烟草企业变相广告的“从犯”。部分烟草企业也会利用自己强大的游说公关能力，千方百计寻求地方政府特别是职能部门的庇护和法外开恩。例如，上海市虹口区人大代表曹永明连续两年提出书面意见——建议禁止中华牌香烟设立“爱我中华”大型户外广告，但行政职能部门答复说，带有“上海烟草公司”企业名称的“爱我中华”广告，是兼有一定的公益内容和烟草企业信息的“烟草企业形象广告”，内容并无《广告法》和《烟草广告管理暂行规定》明确的禁止情形，发布形式也不在法律禁止范围。如果明白中华品牌是上海烟草，更是中国烟草的“宝贵财富”，那么就不难理解某些行政职能部门的暧昧言行了。
按照承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三年后，中国所有烟草制品的包装上，必须印上不低于30％面积、可轮换的健康警语。生效5年内禁止媒体烟草广告。现在，五年大限将到，全面清理、禁止烟草广告，既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的要求，更是保障国民身心健康必须承担的责任。对久禁不绝的变相烟草广告决不能无所作为，而要坚决切断烟草企业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防微杜渐，从根本上不给烟草企业的变相广告以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