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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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1-03
田鹏
紧邻天津外环路的普育学校在周围低矮的平房群中显得格外高大气派。在这所9年一贯制的义务教育学校读六年级的女生张紫薇（化名）告诉记者，她和天津没关系，而“和辽宁有关系，那是我老家”。
张紫薇今年11岁，生于辽宁，父母在天津打工，三年级时来到天津读书。而她的弟弟则更早于她在天津就读，“从幼儿园开始就在天津读了”。她和弟弟在普育学校受到的待遇和所交的费用与本地学生无异。
普育学校位于天津的北辰区，属于新近开发的城乡接合部，是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市教育教学研究室的实验基地，就读的学生中，小学部有40%是居住在天津的外地人口子女，中学部也有30%以上。
“老师说：‘外地的站起来’，我就和其他人一起站起来了。”张紫薇说。
去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简称48号文），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全面展开。其中，天津、北京、上海等地被列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多种途径解决择校问题”试点地区。天津随即出台《天津市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计划到2012年，“全方位缩小城乡、区域、校际之间差距，流动人口子女享受‘同城待遇’……基本实现全市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目标。”
普育学校是天津首批“历史名校”，在硬件设施投入等方面备受政府关照，如果每年按照就读的学生数量分配经费的话，连运转都不够，但区教育局等教育行政部门对普育投入很大，绿化的档次太低，就锄掉重来。
但即便是普育这样的学校在既有的政策框架下仍然受困于难以引进优秀的教师；与重点校争夺“入口”生源和毕业生升重点高中“出口”有限等问题。校长梁峰就感叹：普育学校虽有“历史名校的牌子，但历史简单，当初和现在都不是名牌（学校）”。
而位于天津教育强区河西区的微山路中学（以下简称“微中”），则刚刚整修了老旧的教学楼，通过了天津市的现代化建设标准达标验收，硬件设施上了一个台阶，其初中毕业生出口范围也覆盖了天津市内六区的多所重点高中。但在“入口”生源上，微中目前只能是按小学的推荐招收学生，而不能与可以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学生的“大牌名校”相比，生源差距仍然很大。
天津在2008年就制定了 《天津市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建设标准 （2008-2012年）》，2009年开始执行，强制要求各区的学校达到28项硬件标准和72项软件标准，以往的一些薄弱校和农村校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与名牌学校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普育和微中在人才流动和生源等方面的问题，仍需在《实施方案》和《天津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明确的解决办法。
人才流动之难
在义务教育均衡化上，天津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比较容易如期实现《方案》中的规划，但在长效机制以及学校教学和管理水平的均衡化方面，尤其义务教育系统内人才的流动方面，种种困难的解决仍有待时日。
根据天津市教育委员会郭鑫勇的介绍，天津的《实施方案》是承接自2008年开始的 《现代化建设标准》。这一文件含100项要求义务教育体系内的中小学校必须达到的标准，28项关于学校的硬件设施，另外72项则与学校管理、教师队伍和素质教育等软件建设相关。
郭鑫勇和天津市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敏勤都认为，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天津都投入巨资，下了大气力，也比较有把握在2012年按照 《实施方案》中的规划达到目标。
但王敏勤还表示，义务教育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均衡化，未来的改革措施中也不会有将重点学校已有的资源转移到较薄弱学校的“削峰填谷”，而是只“填谷”，即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投入和扶持，将天津市义务教育的整体水平拉高。
而人才等软资源在校际，甚至在学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充分流动是为了避免教育资源凝固和集中，实现并且保持义务教育均衡化所必需的长效机制之一。
为此，天津市制定了相关政策，提出了“完善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建立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多种形式的合理流动机制”。实质上是投入向农村倾斜，用职称和经济利益，甚至是行政规定，推动教师去薄弱或农村学校“支教”。
参与天津市义务教育人才流动机制设计的王敏勤指出措施有三方面：一是，“支教”，利用职称和待遇等手段推动优秀教师去薄弱或农村学校。但普育学校的校长梁峰就指出，很多特级和高级教师在职称等方面早已功成名就，去“支教”的往往不是很优秀的教师。在校际竞争激烈，编制有限，自身也师资紧张的条件下，大多数校长也不愿将本校的骨干派去“支教”。王敏勤则认为，“支教”不一定要最好的老师，更多是推动年轻骨干去薄弱或乡村学校。
普育学校小学部的英语老师张彬就告诉记者，她来普育学校就是为了小学高级教师的职称。她也表示，职称等优惠政策虽然吸引人，但也受到家庭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很多教师并不愿意去。
二是，采用联合学区的方式，让同一学区中的优势学校对同区内的弱势学校进行扶持。但这又造成了在生源等方面的竞争。王敏勤提出的解决办法是 “捆绑式评价”，以此来将优势校和弱势校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推动其对弱势校的支持。
三是，集团化发展，通过将多所学校合并成一个集团，来形成利益共同体。但两类“合并重组、联合办学”只是形成更大规模的 “联合”，并不能真正改变大部分公共资源集中在“大牌名校”的现状。
实际情况是，非重点的普育和区重点的微中都坚持“自己的队伍自己打造”和“立足于自身发展”，对支援薄弱和农村学校，与其他学校交流并无热情。
“入口”和“出口”的不公
作为区重点中学微中的校长，吴建生对学校自身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很有信心，却对无法在招收“入口”生源上与“大牌名校”同等待遇而深感不公。
在名校林立的教育强区河西区，微中大致处于中上水平，在小学升初中的生源招收上目前采用的是“推荐”录取的方式。
按照吴建生的观点，义务教育是基础教育，小学阶段应该是习惯养成、人格培养的素质教育；初中与小学同属义务教育，小学升初中与选拔性的升高中不同，不应该采取考试的方式。“如果完全按照学区招收学生，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源的差异，教师也会因为有了比较公平的竞争机会而提高教学的积极性，三年之后的中考结果也会适度地缩小距离，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化。”吴建生说。
而现实情况却是，公立的“大牌名校”在以往向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框架下，不仅获得大量优质的教学资源，在“入口”生源方面也通过推荐和考试“择优”招到了最好的学生。这就造成了两者初中生源基础水平上的差异，从而直接影响到了三年之后的中考表现。
梁峰也表示，在硬件设施之外，义务教育均衡化还是需要政策框架的改变，“政策上应该取消重点，实行就近入学。而现在政策上就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政策的改变才是义务教育均衡化的关键”。
对于完全按学区录取造成的“学区房”等种种形式隐性择校，王敏勤认为这是“挡不住的诱惑”，学区和学区之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相同的水平，只要学校之间的水平有差异这类现象就会存在。吴建生则建议，应该培养扶持真正的民办学校来解决这类社会需求。
在同样采用义务教育的日本，这种义务教育是 “普及型平民教育”，公立学校采用相对“宽松式”教学方式；而私立学校更多地采用“精英式”的教育构成自二战之后就沿用已久，两种方式并行不悖。在英美等国家，这种公立学校面向全社会提供价格低廉的、公平的基本教育，而私立学校收取较高的费用，来满足社会中的精英教育需求的教育模式历史更悠久。但私立学校因为种种原因在天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在初中毕业生的“出口”方面，虽然要经过中考，由成绩来决定录取，但也有种种限制。普育的初中毕业生就不能报考市内的重点高中，比如著名的“市五所”。这些出口上的限制，直接影响了学生和家长对初中的选择，也影响了普育的发展。多数情况下，评价一所初中的好坏，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考取重点高中的学生的比例。
外地人口的子女在天津接受义务教育，虽已无制度障碍和费用等问题，但仍很难说实现了 “平等”。普育学校第一年招生时，对外地学生较为宽松，引起了北辰区部分本地学生家长的不满和反对，在第二年招生时就采取了先录取本地学生，后录取外地学生，“招满为止”的方式，实际上还是限制了外地学生进入该校。在位于市内的区重点微中，外地学生的比例远低于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普育。
根据天津市教委的统计，至2010年，在天津接受义务教育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约14万人。但这些外地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普通高中的出路问题也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张紫薇一家四口人住在租来的一个房间中，她和弟弟睡上下铺，父母计划让她在天津上高中。她将来的理想是当警察。
她和她的父母也许并不能完全了解，因为不是天津户籍，她并不能在天津通过中考，直接进入当地的普通高中就读，按目前的政策，要报考普通高中只能回户籍所在地参加中考。高中阶段不属于义务教育，在天津读高中必须负担种种成本，而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父亲开货车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