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北川也迎来了今冬的第一场雪。平日里熙熙攘攘的北川县城暂居地安昌镇冷清了不少。
在安昌以东约2公里处，羌式新县城安然静坐。街道宽敞明亮。这里是北川少有的河谷平坝，面积约10平方公里，犹如护城河般的湔江从龙门山下来，正好经此进入四川盆地。
12月18日和23日 ，这座宏伟的新县城正式迎来了新的主人。这两天新县城的安置房分批进行了摇号。首先解决当地征地拆迁居民住房，其次是老北川县城居民。
今年9月25日，在接过山东援建者手中的“钥匙”后，如何落户就成了横亘在这座“5·12”汶川地震后唯一异址重建县城面前的新问题。其涉及的合理分配、社区管理、居民素质提升等诸多复杂的系统工程都是北川管理者未曾预见的。
面对新型社区化的城市生活，长久散居的北川百姓如何度过适应性难题？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新县城的入住，房价、物价所叠加的生活成本提高已悄然成行，社会互动也更为频繁、复杂。
一场围绕地震灾后重建而展开的体制建设多面镜也就此映射开来。
新房的烦恼
“去年这里还是一片荒地，现在都变成联排楼房。”指了指远处整齐划一的住宅小区，老李如此说道。作为震后第一批入住板房的老县城居民，他在目睹政府灾后安置的同时，也见证了这座新县城的重建历程。
2008年5月19日，震后的第7天，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为主的专家组深入北川实地考察新县选址。一个月后，经过综合考虑抗震安全性、环境承载能力、场地适应性以及羌族特色体现等多方面因素最终确定了目前的新县城所在地。
“距北川老县城约24公里，距最近的活动断层4000米以上，避开了地质灾害高发的高山峡谷地带。”
该方案在同年11月初，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次年2月，国家民政部批准将涉及新县城选址地的安县安昌镇、永安镇、黄土镇的长乐、红岩、顺义、红旗、温泉、东鱼六个村划归北川，新增土地215平方公里，新增人口7.8万余人。而新县城整体规划人口7万，近期为3.5万人，建设用地约7平方公里。
举全国之力对口援建，这一新型救灾模式的试验效应在北川颇具代表性。
看着崭新的住宅楼，老李的心里却摇摆不定。因为对他而言，要入住新房，仍需其付出一笔不小的支出。
2010年10月，北川县政府正式发布了北川新县城新房安置办法。按照办法，老北川居民将按原户籍及房屋产权的情况，以人均不超过30平米，600元每平或800元每平认购，超过部分则以成本价1600元每平购买，而低于部分则由政府以成本价与认购价间差价以货币补齐。
按照老李的打算，其全家的住房需求将至少在110平米上，加上水电气的一些支出，买房可能要花掉十五六万元。除此之外，在老北川县城曾经经营着一家小面铺的老李家，按照政策，还将在新县城获得一个门面的经营权，如果加上这部分支出，老李初步预计差不多需要现金20万元左右。
“实际拿到的套内面积肯定不够生活需求 。”老李告诉记者，在地震中他失去媳妇孙子，目前还有两个儿子在外面打工，儿子以后肯定还会娶妻生子，所以尽量想房子大一些。
据记者了解，这是入住新北川的不少居民遇到的共性问题，即实际经济能力与房价支出的差距。 老李这样的安置户也可以放弃认购权的权利，转而获取政府提供的现金补偿。但在任何一个北川人看来，这并非一个划算的买卖。
“房价肯定会涨。”老李笃定。在他看来，新县城优美的环境条件、完善的配套设施已注定使得新房在将来变得非常抢手，这直接导致新县城房价与物价会持续推高。一位本地经商人员则告诉记者，有些经济条件稍好的，即便在外地有房，也宁愿以低认购价买入。“即使以成本价卖出也会赚回一倍多的差价。”
新北川新管理
由此导致的连锁反应，也正是北川县政府目前所面临的棘手问题。
“地震以来，北川工作大致分为三块。一是唐家山堰塞湖治理及地震遗址保护；二是新县城的规划建设；三是居民拆迁及安置工作。前两项工作都分别成立了相应的指挥部。而县委县政府则着重主导拆迁、重建、安置工作。”何锦称，因为北川情况较为特殊，重建及安置实际是震后北川的主要工作，涉及方面较多，工作量较大。
正是由于对重建、安置的侧重，与其他受灾地区相比，北川在其他项目的调整及审批上却始终有着半拍的进度差距。北川县某政府人士向记者表示，因为缺乏经验，政府相关部门在上报不少项目方案的同时，经常面临重新调整的反馈。这使得项目的最终执行与国家灾区政策的配套存在一定错位。
“进度稍稍慢一些，国家的相关优惠政策就很可能享受不到。”何锦向记者举例称，新县城分房后，原有老北川的商家还在等待铺面经营的审批分配，但国家对此的相关优惠政策却已经快到期了。“我们已经就相关情况向上面汇报了希望延期，但估计实际获批的几率为零。毕竟国家对灾区相关政策出台是一致统一的，不可能为了你一个地方就开绿灯。”
除此之外，被北川乃至绵阳更为看重的还是新县城的后期管理问题。重建后的新北川在政府体制架构上为此不得不变动。
县长经大忠说，新县城入住对政府的根本考验就是维稳。而如何让原有的农村居民尽快适应社区化的城市生活，如何管理好这座现代化设施配套完备的城市，则必然要求在体制上予以固化。
重建后，北川政府的有些部门被合并，有些部门则属于新设。最具开创性的是针对新县城而设置的城市管理局。“它将负责整个新县城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与新城建设配套，由居民安置导致的就业问题同样倒逼着北川对产业的规划提出更多的考虑。
目前大致有四个产业园区，能解决大部分居民的就业问题。对原有的农村家庭，至少要实现一家有一个产业工人。
然而， 新县城入住后，所有的探讨性试验以及辅助规划在北川都还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慢长的精神疗伤
与新北川硬件实力的提升相照应，体现在北川老百姓心里和精神层面的软实力问题也颇值得关注。
邹晓是来自香港NGO—社区伙伴的项目人员。2009年4月，地震一年后，他进入北川中学辅助实施心理援助项目。该项目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主导设计，其他参与项目的还有香港青年发展基金。
邹晓称，该项目主要对象为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以个案辅导和活动形式的心灵康复方式展开。目的是解决学生在震后仍存在的孤立、不信任的心理状况。“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两年，但青少年中的孤立现象不乏存在。”
据她所言，对震后心理创伤的抚慰是一个长期跟踪的过程，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判定目前的效果。
随着对口援建的结束，诸如此类的NGO项目其实已在陆续退出灾区。后续跟踪则多由四川本地高校自愿者执行。如何保证项目长期有效的运转，以及良好效果的可持续性放大却是政府部门几近忽略的问题。
“援助项目由NGO出资，政府当然乐见其成，一般都积极配合。但仍缺乏有效机制的参与衔接。”一NGO人士告诉记者，由于NGO一般不会直接提供资金援助，政府也少有资金合作投入。所以在后期维护上，政府方面也不愿去过多干预。
北川政府更多介入的则是居民精神意识、心理指导方面，且多采取志愿者倡导的形式予以强化。“主要由团委和城市管理局协调，通过对管理者、老百姓进行不定期培训展开。可以整体提高居民素质，指导心理救助。”何锦如此说道。
今年以来，北川多次举行了志愿者活动，建立了首批来自北川各行各业约1000名志愿者加入的“文明劝导”服务队，意图是“以一个居民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影响一片社区”。
在外来民间援助逐步撤出后，北川则更多的选择以自身精神价值的塑造，提升全面居民意识。前述NGO人士认为，如果此外还能保持与外来援助者的互动，形成多样化的有效衔接机制，新北川的可持续发展或更有保障。
救灾机制新空间
作为“5·12”地震后唯一一个“整体异地重建的县城”，新北川堪称“5·12”地震灾后重建的标志性工程，但也几乎涵盖了由重建而来所凸显的新型救灾机制所有矛盾冲突。
2010年下半年开始，地震重建区进入自我塑造时期。在高标准的建设背景下，灾区政府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单纯接管问题，其对百姓精神意识的冲击则更为显著。
成都一救灾部门官员告诉记者，以政府为主导的独特救灾体制有利的一面就是救灾效率较高，而不足之处是对体制下的救灾后期问题多估计不足。
记者采访了解，在包括北川在内的诸多灾区，目前大致面临着来自房屋安置、援助金分配、物价水平等关系切身生活成本的利益问题。
这不难理解，重建后的新北川则更多偏向于体制“维稳”管理与居民素质的提升问题。整个探索性过程所凸现出来的问题也正是救灾体制亟待完善的部分。
显而易见，“5·12”汶川大地震让我国的救灾体制已逐步裂变。长久以来以政府为救灾主体的救援模式开始向民间社会多方参与的方式转变。此前单纯以中央及受灾所在地地方政府共同负责、分级管理的救灾体系也实现了中央一线指导，地方政府对口救援的互动新模式。
在救灾方式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变的过程中，整个救灾机制下的机构和制度也从临时性向规范性转变。如专门救灾机构的成立，《防震减灾法》的修改、《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救灾条例》等立法制度的出台。
目前的中国救灾体制仍在塑形中。许多后续保障体制以及实施细则还需更加灵活多变一些。例如心理辅导和干预机制纳入救灾体制的进一步探讨；救灾后续的可持续关注问题等。
耐心观察体制下的诸多细节变化，才能更好弥补其中的不足。新北川作为新型救灾体制下的特例，其表现的是 “中国模式”和“中国速度”，都需要用时间来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