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民望
 |
民众是有信心的，但是一种公平制度的实现，总是那么步履沉重，最具杀伤力的当然是腐败大案。
根据统计，在今年被判刑的11名省部级高官中，全是受贿罪，涉案金额都在500万元以上，有的官员受贿、贪污金额甚至达千万元。这11名省部级落马高官均有受贿罪这项罪名，利用职务便利收受钱财，显然是手中的权力给予了他们发财的机会和空间。
有一种趋势无法否认：2006年以来，腐败现象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事后分析，这些省部级干部往往控制着资金的来源，一些领域的大笔资金进出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当然不是直接从这个资金里拿钱，而是通过审批环节，坐等行贿者来批项目，再拿回扣。
大批高官相继落马，同时也证明了近几年查处腐败力度的强大。问题在于，事后的监督惩处并不足以震慑前赴后继的贪官们。这正是民众最为不满的现状。
危险其实不在于制造腐败的官员高层级，低级别官员照样制造惊天大案。辽宁抚顺市顺城区原土地局局长罗亚平官职并不高，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创造新的“纪录”：涉嫌贪污、受贿3000余万人民币，另有2800余万人民币、69万余美元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涉案金额共计6000余万元。罗亚平不仅超过了震惊中外的“沈阳慕马大案”，刷新了辽宁官场贪腐犯罪涉案金额的纪录，而且她还创造了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三最”纪录。
不能不指出的是，系统性腐败几乎层出不穷。这便是查案中常常出现的“揪一窝，带一串”的现象。不要说国土资源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就是教育、医疗领域，照样也是系列腐败案迭出。
根据珠海市检察院日前发布的消息，发生在该市的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已立案，涉案人员22名，其中，珠海市9家公立医院的药剂科长一个不少的被一锅端。
尽管此商业贿赂案件涉及金额并不十分巨大，但是“全市9家公立医院药剂科长”如同开会般的齐聚，不能不令方方面面震惊、尴尬。一方面，这个案件涉及省内外医药企业80多家，医药代表70多人，全市9家公立医院全都牵涉其中；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关键岗位”沦为腐败“重灾区”的过程，与大官小官们的贪腐路径如出一辙。
腐败的危害既不在于腐败者屡创屡破的腐败纪录，也不决定于贪官的大小，系统性窝案的频频发生，无不说明：腐败行为正向日常化趋势发展。而近来的一系列新闻，似乎佐证了腐败的“日常化”。
广西柳州交警强卖车牌螺帽，价格是市场价的27倍；民众在忍受高物价的时候，政府机关食堂供应的却是物美价廉的食谱；在辽宁省抚顺市政府采购网发布的招标公告中，报价为2398元的“苹果iPodTouch4(32G)”被当作“U盘”来采购；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联合举办的“2010第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评选中，江西省景德镇市委书记许爱民赫然在列；黑龙江一所初中收高额学费14年的背后，竟然是政府在参与分成。
所有贪官都不是某一天突击炼成的，他们都享受过包括灰色收入在内的隐性福利，最后发展到直接以权谋利的贪污腐败。“升官不成便腐败”的名言，让文强成为今年最“强词夺理”的贪官。窑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人志也是一个“怨天尤人”的贪官，不过他“怪组织没提醒”的言论好像并不雷人，至少他说对了一半。正如那位“只为领导服务”的交警一样，说的其实就是实话。
制约腐败最有效的是制度，当官员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公权力获取利益的时候，社会资源遭到权力掠夺，寻租就成为一种常态。制度体系上存在的漏洞，公开透明、有效监督的缺失，必然导致这种顺理成章的权力寻租。于是，不守规矩的官员找到了腐败的制度性“借口”，公权力避开了“阳光”，禁止官员利用特权谋利，最终就成为标准的官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