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鹏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就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压力转型期。
2010年8月16日，日本公布二季度经济统计数据，换算成美元的名义GDP为1.2883万亿美元，低于中国同期的1.3369万亿美元，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天道在变，对中国来说，当前最大的变局就是中国成了世界第二，而世界第二最不好当，从来危机重重，变数多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来看另一个世界第二的例子。
1862年9月23日，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在打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后，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完成德国统一大业。在俾斯麦担任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任首相(1871-1890年)期间，以开明皇权的权威，全面清除市场经济的障碍，德国经济持续增长。1871年-1880年，经济增长平均速度达到4.1%。1880年-1890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6.1%。德国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法国和英国，1874年经济总量超过法国，1895年经济总量超过英国。1871年-1913年，在40多年的时间中，德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所占比重从9.7%上升到了12.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杀。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8月4日，德国进攻比利时，英国对德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11月11日，德国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同盟国向协约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因战争、饥饿、瘟疫死亡630万人，工业生产下降43%，物价上涨4倍。
当我们把中国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十九世纪俾斯麦开启的德国改革成就相比，我们会发现许多具有启发的现象。首先，虽然两国改革启动的历史时期不同，但两者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相似性。德国的政治是君主制，用开明君主的权威政治力量来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属于“集权政治+市场经济”的结构。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党领导下的经济改革。两国都是威权政治推动下的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其次，两国都是用了三十多年的改革时间赶超英国、法国等大国，成为世界第二。
除了这些相似性外，比较两国的改革业绩，德国在一些方面似乎成绩还要更多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思想科学领域来看，德国在科教兴国的战略下，对科教文化事业给予支持，同时又给科教文化界以独立自由的氛围，在财务上不予干预，是只给钱而不管事，科教文化大发展。世界级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成批涌现。思想界有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共产党宣言》出版)、马克斯·韦伯、叔本华、尼采等。科学界多人获诺贝尔奖。1933年以前，世界45名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德国占了10名。40名化学奖中，德国占了16人。如发现X射线的伦琴(1901年获奖)，量子理论奠基人普朗克(1918年获奖)，爱因斯坦1905年开始发表揭示相对论的科学论文。1828年，维勒合成尿素。1885年，本茨和戴姆研制成功汽油驱动的内燃机汽车。1897年狄塞尔发明了柴油机。音乐上有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等。相比而言，中国在思想科学领域的成就还显不足。
从社会福利保障系统来看，德国从1883年起，通过一系列社会保险法案，将疾病、意外事故、老年和残疾、失业纳入保险，德国开始实施较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处境得以改善，工人运动的方式缓和下来。用俾斯麦的话来说：“只有现存国家政权采取行动，由政府实现社会主义要求中合理的并与国家制度相一致的东西，才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社会保障系统建立和覆盖的人口比例，中国还比不上当时的德国。
从建立君主立宪法治国家来看，德国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德国建立了开明君主和帝国议会控制下的严格的法治体系。君主只管军队和政府首相任命，但国家预算和公共工程仍交到议会讨论决定。首相和各政党都争取将自己的追求和意志以议会法令的形式出台。虽然皇帝和首相对议会有重大的影响控制能力，但由于多党议会的存在，国家的法令出自议会，君主立宪，凡事依法办事逐渐成为习惯。1873年以前先后通过刑法典、商法典和民法典，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司法制度，以此保障全国统一市场。但是，威权政治在适应市场化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却没有彻底的政治改革来进行配套。
德国近四十年所取得的这些伟大改革成就，并没有保障德国的持续发展，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毁灭了。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多，我只选择其中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
第一是外交政策的重大失误。一个国家进入世界第二的时候，往往是自信心最暴涨的时候，同时又是最令世界列强紧张的时候。世界列强对新起强国的围堵必然是常态，稍不注意就孤独地陷入世界性冲突。1888年，俾斯麦在辞职前在议会发表演说：“任何大国如果企图在自己的实际利益范围之外，对别国政治施加压力，并想左右一切事务，要在上帝规定的地盘以外去冒险，那么它推行的就是强权政策，而不是利益政策，那么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自己的威信。我们绝不这样干。”俾斯麦认为只能走利益外交之路，不能走强权外交之路。但他的后继者没有听他的话，走上了军事强权之路；
第二是政治改革的重大失误。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过程，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和阶级矛盾容易激化的时期，这在政治上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民主法治的宪政道路，通过政治民主使社会利益的表达进入法治的轨道，使公共权力及财富分配矛盾采取议会投票的方式来调整；另一种是走民族主义集权之路，通过与外国的冲突和矛盾来暂时转移国内的阶级矛盾。德国君主选择的不是继续宪政改革的道路，而是通过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来强化自己的权力。“集权政治+特权市场经济”社会结构中的领导阶层，最容易倾向于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来支撑合法性，以此继续强化特权，但这条路是毁灭之路；
第三是中产阶级缺少社会制度自觉。德国经济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中成长为世界第二，中产阶层的代表人物——企业家阶层功劳不小，是他们在企业微观层面领导了德国的经济崛起。俾斯麦力求以皇权和政府的改革权威，消除封建残余，清除资产阶级发展的障碍，为德国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迪特尔拉夫在《德意志史》中写道：“俾斯麦深知，只要能保证资产阶级的利润不断增加，资产阶级是很愿意放弃他们在政权方面的要求的。有利润的前景，资产阶级就会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迅速发展的经济生活上去。”在开明专制政治下，德国企业家表现出在经济上积极进取、政治上极其淡漠的双重特征，他们是经济上的强者和政治上的瞎子。在德国政治和社会大船要触礁之际，他们还只是盲目地在争抢船上更好的位子。他们不明白自由、法治、宪政才是保障他们长期利益的制度基础，他们从来不愿为之付出一点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皇权权威丧失，国际冲突和国内工人运动给他们造成压力时，他们就饥不择食地投向纳粹党，希望在新的纳粹权威下来维护经济秩序。1927年4月，钢铁巨头克虏伯邀请希特勒到他的别墅，与400名大企业主会面，对纳粹党予以赞助。1932年1月，德国最大的300名企业家在杜塞尔多夫集会，邀请希特勒演讲并给予资助。1932年11月11日，德国最大的160多家企业向总统兴登堡递交请愿书，要求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赋予希特勒组阁的权力。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二，中国官方及社会的主流舆论似乎并没有欢欣鼓舞，反而有一种低调紧张甚至有些焦虑的感觉，这种感觉是贴近真实的。天道在变，当上世界老二，就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压力转型期。国际压力激增，国内阶层矛盾也日趋积累，与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当年德国所犯的错误，在今天的中国似乎也同样出现了征兆。面对外国的“围堵”，民族主义日趋强化，外交政策趋向强硬。面对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民粹主义日趋强化，政策对市场秩序的干预日趋增加，中产阶级受到的压力加大。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矛盾，政治改革长期停滞，改革方向模糊不清。当年德国成为世界第二时，德国政治、经济的领导阶层并没有给国家和社会把握好航向。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领导阶层，能给中国把握好航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