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见习记者 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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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妙也，又独一无二也。“学”乃学术，此指精粹之学术。这些学问的研究，远远比不上当下的一些热门研究惹人关注，更不会给研究者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和丰厚的收入，也仿佛对现代人的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但是，研究它们的人都知道，文化文明在当下不仅要发展，更不能让它成为“即将灭绝的学科”。
发展绝学，传承文明，其根本尚在于唤起社会各界的危机意识，使全民重视绝学文明。
一个令人担忧的词
日前，引起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的“100个最具中华文化意义的汉字”评选结果揭晓，“和”字被评选为“最中国”的汉字。在这100个“最中国”的汉字中，既有代表着社会文明发展的耕、禾、农、家、田、丝、工，也有包容着中国哲学、宗教、社会文化思想的儒、道、佛、悟、戒，体现国家情怀的中、东、北、土、社、九、鼎、国。
据评选负责人介绍，票数比较集中的汉字，若将它们排列起来，几乎就是儒家文化的关键词：天、和、礼、道、德、仁、义、忠、信。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这次当选的“和”字，正是从甲骨文中找到最初踪迹的。而甲骨文作为一种“绝学”，已经影响到了几千年后的现代人。
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名词，学科意义上的“绝学”专指几近绝境、濒临灭绝的重要学问。之平时所称的绝学，是既能体现一个民族独一无二的学问和民族特色，同时又面临着失传危险的学问。宋儒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学术之宗旨。“绝”，妙也，又独一无二也。“学”乃学术，此指精粹之学术。有科学家言“立于巨人之肩而视高远”，故“为往圣继绝学”可解为“览往圣之学术而开新学术”。钩沉传统而注以现代之理念，以新掘旧，以旧开新，此为“绝学”。
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曾经在人类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玛雅文明仿佛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留下了迄今仍未破解的“玛雅文明之谜”。而今，曾经在我们文明发展史上占据过重要位置的一些古代文明正渐行渐远，日益消逝。而由于种种原因，以这些文明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正陷入困境，窒碍难行，以致于学界给这些学科取了一个让人忧虑的名字——“绝学”。
“绝学”对于文化传承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而言，国内外从事绝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少，但其本身又受到海内外重要大学或研究机构的重视。这些学科注定只是象牙塔中的高深学问，注定只能有少数人从事，但它却代表了一个国家学术的高度与广度。它的存在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它事关学术血脉的延续。
被迫与现实“对峙”
甲骨学的后继乏人，契丹文研究困难重重，古文字学的日渐凋敝，这些事情在不断发生，但又仿佛是悄无声息。这些学问的研究，远远比不上当下的一些热门研究惹人关注，更不会给研究者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和丰厚的收入，也仿佛对现代人的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但是，研究它们的人都知道，这些已距离我们日渐久远的文字或文明，事实上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它们，我们也许就无从知晓人类文明的来龙去脉和流转变迁，导致对于历史的漠视和无知。于是，有人忧心如焚，有人寝食难安。
据一些研究者的研究来看，关于秦汉官私文书的研究完全是因简帛的发现而推动起来的；而八思巴字的破译，则让我们对那段被湮没于滚滚风尘中的元朝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知。“难以想象，倘无此类学科探赜索隐，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将会停留在一个什么水平。”为简帛学研究呕心沥血、不辞辛苦的中国社科院卜宪群研究员曾面对媒体感慨万分。
为此，长期从事西夏文研究的史金波研究员和当时尚健在的八思巴字研究泰斗照那斯图先生等相继数次给中国社科院领导写信，呼吁加强绝学学科的保护，扶持绝学学科的发展。而2010年4月时，曾破译了八思巴字这种人类历史上已经死亡的文字的照那斯图先生因病过世，让人们更是对“绝学”的后继无人所担忧。
如果回忆一下娱乐圈知名人物的去世事件，可谓惹人眼球，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此类“绝学”大师的逝世，除了其同行，恐怕鲜为人知，而这样的大师，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却是巨大甚至无法衡量的。我们总会讲文化传承，但是我们所享有的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传承，却是通过一个个大师级的见证者所传递下来的。正因为有这样的回忆，人类才能认识过去的自己，才能开辟未来的自己。
而从目前的“绝学”现状看来，情况并不乐观。
“人才不足可以说是影响绝学研究和发展的最大障碍。”社科院的专家一语道破“绝学”研究的困境。以简帛学为例，中国社科院过去是简帛研究的重镇，产生过贺昌群、陈梦家、张政烺、李学勤、谢桂华等著名简帛学家，但由于老一辈学者的陆续离世以及一些学者因各种原因调离，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人才大大萎缩，以至于面临断档的危险。
此外，资金的困扰是影响绝学发展的又一桎梏。譬如，梵文研究的重要性在我国学术界不言而喻，但我国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梵汉词典》，学者们无论学习抑或研究，只能依赖梵英字典或梵德字典。“这其中的一个很大障碍便是投入。”作为局内人，梵文哲学经典绝学的负责人孙晶研究员道出导致如此现实的原因。
对此，担任古文字绝学负责人的冯时研究员深有同感，在他看来，由于研究经费的羁绊，古文字专门化的研究队伍无法建设，研究设备及相关资料难以购置，这就使得现有学者唯有量力于个案研究，无法发挥研究所的集体优势攻关重大课题。
如此看来，“绝学”在现有的生存环境中，更像是一种理想，不得不与现实进行着“对峙”，而这场对峙的最后胜利者，更是无法预测，没有人能保证理想一定会战胜现实。而越是如此，事情就仿佛越在进行着恶性循环。不只是“绝学”，大多数偏冷门的，不易赚钱的行当，就得不到世人的追捧，在行业的选择上，本身就存在着畸形的发展。那么绝学得不到发展，没有后继的人才，便也不稀奇。
“有些遗憾是难以弥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邸永君的话语中透露着悲情，“绝学的学科濒危与否是相对于那些热门的学科而言，而它的带头人往往对该学科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以一己之力在国际学术舞台为中国赢得了尊重。但是这样的人慢慢都在减少。以甲骨文为例，从甲骨文发现至今已历经100余年，经过几代学者的学术积累，甲骨学研究已达到相当水平。但是，这一学科的研究队伍却日渐减弱。社科院历史所曾有28位学者研究甲骨学，而现在这个团队不足10人。”
“现在一些绝学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才队伍萎缩，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无法形成老中青梯队，后备力量严重不足，学无所传。学术的积累需要后人站在前人的肩上，代代相传。一旦形成断层，后果不堪设想。必须采取重要的措施来改变这一现状。”邸永君说。
坚守的典范
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不久的1909年，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一支俄国探险队，在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城外的古塔中盗掘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至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这次发现是本世纪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以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上世纪30年代，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等学术大师或解读文字，或诠释文献，或考证文物，又有王静如、罗福成等分析文字、研究语言，奠定了中国西夏学的基础。
二次大战时西夏研究陷入停滞，战后苏联和日本相继恢复西夏研究，但中国恢复较晚。王静如教授于60年代初期年过花甲时招收了第一名西夏文研究生，这个人就是史金波。从此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他都没有放弃对西夏学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他甚至以一人之力肩负着学术的传承。
史金波曾4次率团赴俄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注录和拍摄工作，经过艰苦的国外工作和繁重的国内编辑工作，现已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13册。这批古籍全部出版以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学者都能足不出户即可直接查阅这些文献，实现了几代学人的梦想。
在俄罗斯整理西夏文献时，史金波又在未登录的110盒文献中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计有1000余号，这些文献多用难以辨识的西夏文草书写成，翻译、研究困难重重。经过多年的释读，史金波成为草书识别第一人，对这些社会文书的研究，丰富并改写了人们对于西夏的户籍、租税、典贷、商业等中国经济史的认识。
史金波说，“绝学”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它们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一国学术的门面，现在我们的国家完全有能力来扶持这些绝学，有的学科只要有一两个人就可以撑起，国家完全有这个能力扶持这些学科。
对于史金波的话，甲骨文研究学者王宇信评价说：此言得之。他以甲骨文为例，说明绝学的文化功绩无法磨灭。他说：“世界三大文字只有甲骨文流传至今，与殷商同时期的古埃及新王国以及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都不如我们丰富。我们现有的15万片甲骨文，
惟妙惟肖地刻画、演示着我们先人的生活状态。这些文字告诉我们的文化血脉源头何在，我们是从哪里而来。”
“虽然绝学是面临失传的濒危学科的统称，多因冷僻、艰深，被人视为畏途，不敢近染，但其实绝学早已深深地嵌入我们的文化中，其意义非比寻常，必须有人来研究。”王宇信说。从事了几十年甲骨学研究的王宇信，家里满是书籍和资料的房间兼做书房和客厅，若客人一多，便推开茶几上的书，权作沙发。这位老学者就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里从事甲骨文研究，他坚定地说：“这是我们的根，这里面有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往世今生与未来
绝学，除了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作用外，同样还与其他多种学科发生着联系。“比如，随着田野考古的不断发现，大量文物的释读恰恰需要古文字学一展身手。古文字学与我们现在的很多学科如历史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学科常常要借助古文字学去找源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说。所以，“绝学”的研究也就更有今生和未来的价值。
对于影响绝学研究的资金问题，近年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相当程度的重视，据悉，目前中国社科院给予15门绝学学科总额约200万元的资金扶持。但是，总体来看，一方面，国家对于绝学研究的资金支持力度仍然偏小，不足为用；另一方面，资金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较为突出，各门绝学学科之间的资金投入相差较大。
“当然，发展绝学，传承文明，其根本尚在于唤起社会各界的危机意识，使全民重视绝学文明。唯如此，若干年后，当我们回望凝视便会深知，我们‘扶植’、‘挽救’的不单是一门‘技术’，而具有更加深广的意义。”谈及绝学的将来，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研究者叶秀山先生感慨道。事实上，不少我们所缺失的东西，很多都关乎理念，关乎教育。对于“绝学”的危机意识，一时的扶持并不能长久保持。
对于人才的继承方面，中国的契丹文字研究学者刘凤翥曾经表示：“人才的培养需要有完整的计划，许多绝学学科的带头人年事已高，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不符合招博士生的资格，但绝学的传承不要被这种死规则框住。而有的学生对绝学有很浓厚的兴趣，但在其它方面可能有所欠缺，也可以破格录用。毕竟学问的传承最重要。人才的培养可以有多种模式。谁也不希望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进行学术研究。一直处于领先，绝不能让这门学问断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上。”
刘凤翥几乎是凝聚了他一生心血，整理出了有千万字之巨的《契丹文字新研究》。这套书是他几十年契丹研究成果的结晶，其中的艰辛真是难以言说。这样的“绝学”大师，是值得敬重的。
如今这些坚守“阵地”的学者已经是学术界的顶尖专家，他们用一生的时光传继着、呵护着微弱的绝学之火。他们研究领域虽然不同，但是信念确是相同：绝学不能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