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一夜之间，近80年前的《开明国语课本》成为“热点”。
与此构成“老课本”系列的，还有1917年张元济校订的《商务国语教科书》、魏冰心等编写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
据媒体报道，这套“老课本”2005年经编辑后，影印面世，首先印8000册。2007年底，《开明国语课本》已经卖断货。于是，出版社目前决定重印。
这个“热点”带来了争议之声。
有新闻称这本书“重印卖断货，孩子称比现行教材好”，有评论建议将这本书“作为教材”，同时，编者走访一些教育学者和中学教师时，有学者认为“不可能成为畅销书”，也有论者怀疑“炒作”，认为不适合作为教材使用。
但，有一点存在共识，就是《开明国语课本》是本“好书”。
问题是，这本书究竟“好”在哪？能否作为今天的教材？近百年前的“老课本”会“火”起来吗？
《开明国语课本》究竟是什么书
《开明国语课本》是叶圣陶撰写，丰子恺手绘的，1932年出版。两位大师级的人物联手，堪称绝配。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在2005年的影印出版，使得我们得以窥见上个世纪的小学教育的面貌。
民国初年的教材，完全是一种草创，因为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但这些教材表现出来的水平之高，却令人吃惊。
晚清在1905年将科举制废除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科举没了，意味整个教育体制就必须改变。因为新学开办，与之相适应的新教材的编纂，便成为当务之急。所以，这些教材都是面向新时代的教材改革的产物。
于是，面向新时代的，着眼于公民个体培养的，带着新文化体温的教材，崭露头角。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看待这些民国教科书，才可能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我看来，这套教科书的高明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充分尊重孩童的主体性，遵循孩童认知的特点，并能做到循序渐进。
这至少说明两点，首先是叶圣陶等编写者有足够的儿童心理学的知识。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他们足够尊重孩子的世界，尊重这个万物有灵的美好存在。就课文本身来看，最为出色的便是叶圣陶杰出的白话文和丰子恺充满童趣的绘画的完美结合。
在每一课中，丰子恺每一幅画之间都有逻辑关联，而编排的每一课之间也有逻辑关联，形成一个整体。而插画的杰出在于，画的本身就能传达无穷的意味，引发孩子们的兴趣和拓展。
二、教育建立在真实的生活之中。
这里的生活首先指日常生活，其次则指生活的真实性，没有成人化的矫情的拔高。大概当时的中国仍处在农耕文明之中，整本书多数地方跟农业有关。这同时也非常符合小学生的由近及远的认知规律。
尤其是我们能感觉到，叶圣陶在编写过程中，放下身段，跟孩子们在同一个层面展开对话，从来没有什么说教以及居高临下的指导，像跟几个孩子在一起商量一般，娓娓而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需要润物细无声。
三、教育视野的开阔。
课文内容上，生活、游戏、自然、科学、商业、劳作、群体等，天上地下，现实与梦想，都能以最恰当的方式，进入课文。体裁上，则多是童谣、童话、寓言、故事等，切合孩子的兴趣。
上册178课，按照学习的时间，甚至大体有一个按照季节的编排顺序。可见编写者的良苦用心，是在教孩子们对大自然、对整个社会和时代的一种热情。
笔者粗略统计，跟大自然相关的不下20篇，跟农业相关的也不下20篇，另外，有接连5课，都是在单纯谈论儿童的游戏。可见，在叶圣陶等教育者的眼中，他们早已经看到，游戏乃是孩童的天性。
《开明国语课本》是怎么产生的
可以说，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开明国语课本》都赢得了相当的尊敬和赞誉。
问题是，近80年前的民国教材，何以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呢？
原因之一在于，民国时代编纂教材的，都是当时的一流人物。正如在前言中赵长天说的那样，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都是一代大家，我们难以想象现在的大作家、大画家来屈身编写“先生，早。”“小朋友，早。”但当时的他们大概不觉得大材小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看来最浅近最简单的文字，是最重要的文章。
民国史研究者傅国涌先生则在一次谈话中说，小学教材是奠定一个民族的精神底线的东西。“在底线的意义上，我们的国民是由小学教科书塑造的。小学教科书担负的责任，比任何一个阶段的教科书都要重大。如果你在小学阶段读的教科书是高品质的，代表一种文明的最好的常识教育，那么你即使不读中学，不读大学，也能够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健全的人。”（傅国涌《小学语文，一个民族的文明底线》）
因为当时的大家对这一点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们能放下身段，从基础做起。
不能忽视的是，民国时期政府对教育的干涉是很少的。教育部只管教育行政这一部分，仅限于制定大的方略。而教科书的编纂，课程的具体设置，各地各校，均有足够的自由度。教材由民间出版社自发组织人马进行编定，唯一的指导便是自己的教育理念，加之民营出版的竞争本身，又促使教科书的编纂不断向良性发展。
同时，由于学术环境的自由，各种教育理念也得以尽情表达，并得到充分实验。整个民国时代，各种教育实验遍于国中，呈现丰富多彩之面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如风起云涌，如春花烂漫。
随着白话文学的成熟，这种文体的进步也体现在教材的编纂上。比如民国初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内容诚然十分丰富，而语言仍有半文言的残留。到开明版的教材1932年出版时，就已经是叶圣陶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文了。这是白话文学的成就在教育上的反映。
□蔡朝阳（绍兴稽山中学语文老师）
■ 附议
《开明国语课本》会“火”吗
别说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来取代当今语文教科书，果真沿用当年的理念，或是选用一些当年的文章，甚或是多用一些插图以及“手写体”，所引发的争议与批判都将会是人们想象不出的。
近日，媒体纷纷报道上世纪30年代叶圣陶编撰《开明国语课本》（似应为“《开明小学国语课本》”）热卖的新闻。
希望“脱销”不是炒家策略
这套书5年前再次出版，少人喝彩，可能除了语文教育专业人员，关注者不多。我的那一套就是在特价书店3折买到的，便宜到不可思议，当时痛惜明珠暗投，曾通知过不少朋友。30年风水轮流转，终于转了运气，据称已成为“热销书”，同时有那么多家媒体在报道“脱销”。在当今图书市场看到这种“热”，也使人疑虑，但愿不是炒家的营销策略。
叶圣陶编撰的《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共12册，400多篇课文中，约有一半是他的创作，另一半是依据有关作品资料的再创作，总之，连编带写，没有一篇选现成的。有他的精心设计与写作，又有丰子恺的充满童趣的绘图，这套书遂经久不衰，到1949年，已有40多个印次。而过了60年，这套书又能引起社会关注，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可以说，“开明”又一次在给我们“开明”了。
作家、学者为孩子们编书，这件事可能不难（如今也有人在做），但是专门为小学生的母语启蒙教育编写一套书，则非易事。这一点我们必须向前辈致敬。
“开明”教材为名家亲历亲为
叶圣陶从1915年应邀为商务印书馆编写小学语文课本开始，编语文教科书的时间长达50多年。“开明”系列的教材，多亲历亲为。语文课本一般都是按照既定的编辑意图寻找现成各类文章，而专为教学撰写文章汇集成课本的不多，只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现过几种，朱文叔编《初中国文读本》（1933年7月中华书局印行）就特邀多位作者专门撰写文章（朱自清的《春》就是为该教材“四季景物”单元撰写的）；1935年叶圣陶和夏丏尊合作编著的《国文百八课》（开明书店1938年版）也是以自撰为主的一套初中国文读本。
时下在教育图书出版方面，出版社逐利，不尊重作家版权，作家不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诸种现象，无当年遗风。
那个时代语文教科书编写的自由度比较大，许多教育学家、文学家本着自己的课程理想编印教材，有理念，有创新，如1931年由心理学家陈鹤琴与盛振声合编的《小学国语教科书》（上海儿童书局1931年版），儿童文学家孙俍工编的《国文教科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都是很好的国文教科书。至于作为课外阅读的《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就更没有婆婆们去审查，而是让教师和学生去选择，让社会去作评价。
今天用做教材将不可思议
我更想指出的是，但凡对叶圣陶和丰子恺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他们关心爱护儿童的心灵，他们一生都是真善美的传播者，他们是真正懂得儿童的教育家。我们今天编不出那样水准的读本与课本，不是我们的资源贫乏，不是出版技术落后，很可能是我们达不到他们那样的境界，缺乏那样的大爱与自由精神。
近日媒体所作的报道，有些比较客观，也有些说了不少有关教科书的外行话（如有人谈到要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取代小学教科书）。对这个问题还是宜作理性分析，矫枉过正只会给语文教育造成新的困扰。
我们不但要知道，语文教科书不同于公民读本和人文读本，还要看到当今社会环境和教育界的风气与叶圣陶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别说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来取代当今语文教科书，果真沿用当年的理念，或是选用一些当年的文章，甚或是多用一些插图以及“手写体”，所引发的争议与批判都将会是人们想象不出的。
而如果有谁真的以为出版业向往叶圣陶的“开明”时代，也未免天真——书店里那铺天盖地的、令中小学生不堪重负的习题集、练习册是哪儿来的？谁公开过教辅类出版物的规模及利润统计？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语文观，也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式。《开明小学国语课本》毕竟是70多年前的读本，前人遗泽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要遵循教育教学的规律，尊重学生，尊重常识。时下小学语文教科书存在不少问题，想绕过去也不可能，水平不高可以集思广益，良知不够则难以修补，《开明小学国语课本》70多年后成为新闻，也给与教科书建设有关的人们上了一课。
□吴非（著名杂文作家，南京师大附中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