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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90年12月1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率先开始试运行，当日成交深安达8000股。当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了隆重的开业仪式，年轻的总经理尉文渊手起槌落，随着铜锣声起，上海证券市场也大幕拉开。
廿年如转瞬过隙，对每一个深圳老股民来说，往事仍历历在目。
股海浮沉，一时多少英雄豪杰，均在中国资本市场留下清晰的印记。每一个大人物、小股民，都可以在蜿蜒的走势图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Ｋ线。
本报今天推出“聚焦中国证券市场建立20周年”专题报道，全景式展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脉络，回眸历史精彩片断，寻求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 深圳特区报记者 熊元俊
当“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等诸多赞叹式的字眼突然降临时，中国这个新科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仍在反思，如何让未来发展的道路更有可持续性，把成长的基石夯得更实更牢固。在诸多的基石里，资本市场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场。
中国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18667亿元，到去年底的34．05万亿，再到今年预估的逾37万亿，十年里增长约20倍。同样神奇的是，深沪股市几乎是从零起步，跃升至当下的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截至目前，深沪股市总市值和流通市值分别为26．35万亿和18．92万亿元，上市公司总数已达2023家。
从经济总量的全球第二，到Ａ股市值的全球第二，中国实力已开始令全球侧目。就像中国产品已伴随着“世界工厂”的称号影响全球贸易体系，深沪股市的一声吼，有时也令全球股市抖三抖。
尽管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决策层仍一再强调中国只是发展中国家。同样，深沪股市远未摆脱“新兴＋转轨”的特征，向上成长的空间巨大。毕竟，一旦上市公司重融资、轻转制；投资理念重概念，轻分红等症结改善，中国股市的池子便可海纳百川。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诸多历史的偶然，造就今日Ａ股的长处和短板。毕竟，制度的变迁离不开路径依赖。在新中国首次提出建立证券市场构想的，是在1984年发表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一文，作者是20多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研究生。即使在深沪证交所于1990年正式成立后，仍不得不在股份制姓“社”姓“资”的政治争论中，躲闪腾挪。当时在“公有制为主，私人股份不得超过40％”等制度设计上的权宜之计，导致日后遗留下“国有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等诸多先天性缺陷，这是改革难以避免的成本。
从拿到“准生证”，到成为全球市值第二，深沪股市20年的制度变革历程，不得不经历险滩，经常是绕不过去，最终兜回来。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成立股市并无现成经验可照搬，“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成为主导思路，常常以调整增量、盘活存量为手段。历时十年的国有股权分置改革便是典型案例。
20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可谓江湖多风波，中国股市决策者难免有舟楫恐失坠之忧，在制度创新上如履薄冰。从1992年爆发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再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排浪式到来的金融危机，令监管层在推出创新举措时，坚守“谨慎小心、及时调节”等方针，于利弊权衡中更注重新政推出时机的拿捏。
当制度变革该来未来之时，市场耳语不断，小道消息常常令股指上蹿下跳。无论是为解决遗留问题而推出的股改，还是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而创设的中小板、创业板和股指期货市场，常让投资者有“瓜熟蒂难落”之叹。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市场也因此少绕弯路，少交学费，避免“早产”带来的后遗症。
20年弹指一挥间。挣脱计划经济的种种束缚之后，中国股市开辟出的改革“试验田”如今已是硕果满园。这得益于一代又一代市场监管者、建设者乃至参与者善于借鉴成熟股市的长处，敢于探索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道路。
时下，股市这块“试验田”，已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经济的“土壤”，影响着13亿居民的钱袋子。前三季度，深沪两市上市公司营业总收入占同期ＧＤＰ的45．7％，股市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晴雨表。同样，当前深沪Ａ股账户总数逾1．5亿户。股指的涨跌，直接影响股民有几分欢喜几分愁。
种种迹象显示，资本市场正在改变中国。这只无形之手，改变的不仅是企业的融资结构、治理水平、发展模式和激励机制，甚至还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政府官员的政绩观。昔日的农业市长、工业市长，已开始争当资本市长。
在告别20周岁之后，中国股市将迎来下一个更加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十年，也必然是体制创新更为活跃的十年。“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期待一个更有活力和效率的资本市场，借助投资者主权的资本投票，让优质公司敢于求变求新，让全社会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