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治喧嚣城市病：盛会的理性回归
本报记者 李会报道
喧嚣背后的声音
张莉说，这个城市终于安静下来了。
张莉说的是广州。
张莉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因为亚运会的举办，一年来广州许多地方成了尘土弥漫的大工地，而许多广州市民，则如张莉一样，不得不每天在这个大工地上艰难穿行。“因为修路，有段时间，等公车都没地方站了。”
如今，一转眼时间，亚运会已然闭幕。“我甚至没来得及看场比赛。”
张莉告诉记者，自己曾尝试去工行买网球比赛和游泳比赛的票，但售票点提示票已经全部售出。乒乓球比赛第一日，一出地铁站就见黄牛党，一张票叫价到500，“太贵了，只好放弃”。
小卢是广州媒体的记者同行。他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笑称，亚运会期间，“羊城已变牛城”。
由于此次亚运门票的价格更加平民化，绝大部分门票的价格都在50元左右，还有大量面值10元的门票，这就给黄牛囤票带来了更大的利润空间。10元的门票到了黄牛手中的报价都在50元以上，而刘翔场次价值80元的门票更是炒到了1000元。对于黄牛党来说，只要出手1/3的门票就足够赚了。
与此同时，广州这次向市民发放了“亚运大礼包”，其中包括几十万张的各类门票。但是，有人将门票卖给了黄牛，还有相当多的人因没空看比赛就收藏了门票。
“这就难怪一边是一票难求，一边是空荡荡的观众席了。”小卢说，此次亚运会许多场次的上座率都偏低，有的甚至低于3成。
“也许，以后可以去那些场馆健身吧。”张莉想着如此盛会总该让自己这个广州市民有所收获。
而刘铭却与张莉不同，他只想着早点与亚运会脱尽干系。
广东省环保厅制定颁布的两项亚运空气质量保障措施方案从2010年11月1日至12月20日实施，而这些实施方案里，就有这样内容：珠三角11个涉亚城市停止一切装修、喷漆等民用排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行为；禁止烧烤、其他煮食类小摊小贩上街贩卖；所有餐馆必须使用燃气等清洁能源，严禁使用煤、重油等高污染燃料。
至此，刘铭的饭店装修已经停工了将近一个月。他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不让装修，不让喷漆，我的房租却得继续付，并且还得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都得在这停着，这就是两个月的损失啊。”
城市的利益诉求：梦想=现实？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更是恐怖时期
这是去年10月，一首网络热传的《广州欢迎你》引起热议。现任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原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曾公开表示：“因为我们实施迎亚运的城市综合整治工程，对道路进行维修改造，从而造成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市委市政府要向市民表示道歉。”对《广州欢迎你》，朱小丹则表示：“我没听过那歌，但是我看过那个词，前面都挺到位。这个《广州欢迎你》讲广州的交通拥堵问题，我个人觉得，有那么一点夸张，但讲的基本还是事实。”
“其实整治工程开始之前，我是信心百倍的，既能拉动内需又能搞好建设，是件大好事。但现在各项工程摊子一铺开，各项管理漏洞就出来了，我可以用3个‘一塌糊涂’来总结，一是管理漏洞，工地不文明不节俭；二是监管漏洞很多，比如不负责任、不到位、不得力；三是道路整治工程漏洞很多：挖出的泥随意堆在路边，这些报纸都有批评。”
这是今年1月，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痛批部分整治工程。
广州市委、市政府再次倡议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为亚运门票的中签市民大开绿灯，通过带薪休假等方式，鼓励大家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和支持亚运，为亚运加油。
这是今年11月15日，面对赛票紧张但上座率低的状况，广州亚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情况，并决定对票务政策进行调整，同时呼吁各企业团体为市民看比赛创造条件。
不菲的经济投入，大量人力、精力的付出，以及市民的批评，似乎都是广州为这次盛会所付出的代价。
那广州收获了什么呢？
通过举办盛会拉动旅游消费，一般而言这应该是最显而易见的收获。那么亚运会含金量如何？
1986年，中国代表团在汉城亚运会上以94比93枚的金牌之比险胜韩国。这一“惊心动魄”的效果，以及在东西方冷战格局尚未打破的背景中，的确很是唤起了一阵强烈的民族热情。然而到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情况就已经大变。在那届亚运会中，中国席卷了300多块金牌中的183块。比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金牌总和还要多。之后亚运会就变成了中国“一家独大”或者如网友所言“中国人自己玩”，观赏性大打折扣。
广州亚运会上座率不高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那些抽到入场券的广州市民放弃了观赛。“家门口的观众都没兴趣捧场，还指望多少远道而来观看比赛的呢？”身为记者的小卢对此感慨颇多。
此外，直接的经济收益有多大呢？
“广东人不傻，应该是盈利才会接手。”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傅崇兰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乐观地表示。
按照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的说法，仅就亚运直接投资和产出而言，广州举办亚运会不会亏本，但也难称大赚。
再次，城市发展方面间接受益有多大？
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表示，举办亚运会对促进广州经济发展将是多方面的。如，场馆的建设，增加了固定资产，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又如，亚运会后，香港赛马会将参与马术比赛场地的运营，这将促进从化地区的旅游业发展。
“广州举办亚运会的得失不是马上就可以判断的，影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来显现。”傅崇兰指出。
“添花”或是喧嚣病
其实，亚运会不过是最顺手的一个例子。
在当下的中国，我们与盛会空前容易近距离地接触。例如刚刚结束的世博会，再例如规模宏大的奥运会。
但是，一个城市为什么要举办如此盛会？为举办盛会付出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是否要举办盛会的取舍标准应该是什么？
不妨先看看有无成功的例子可供分析。
1985年，日本举办了筑波世博会。在1979年，这座新建的筑波科学城仿若一座空城，居民的入住率极低，同时机构普遍不看好筑波。
在当时，虽然官方的研究机构从东京搬到了筑波，但住宅区内居民的入住率非常低，整个城市的人口只有规划人口的15%。其原因就在于规划区内的土地几乎都为民间所有，而土地的持有人对土地持惜售心态。当初开发筑波科学城的目标是希望将筑波建设成日本的科学技术中心，但是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研究所建设热潮中，民间研究所选址普遍以东海道为轴线，集中在首都东京的西部地区，大家普遍不看好筑波。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巧妙利用世博会解决了难题。他们的办法是:推出“工业园区建造事业”，对工业用地在世博会期间予以租用，完善基础设施，使其适合世博会会场。这样，政府可以节省大量钱财去征用土地，工业园区则利用世博会完善了园区内的道路、河流等基础设施。通过举办世博会，提高了园区的知名度，有能力吸引科研院所来园区安家落户。世博会后，不少科研院所纷纷迁到筑波，由于此时园区已完善了基础设施，工业用地转让价格大幅提升，出让价格能够达到原来的土地持有人的要求，政府再扣除部分投入费用，转让给科研院所。这样，政府、土地持有人、科研院所都得益。妥善地解决了多年来的难题，而筑波则借世博会成功转变为日本的科学技术中心。
应该说这是个对比意义鲜明的例子。反观我国的盛会城市，举办大型、国际性，能够为城市发展带来机遇的活动的城市都是城市设施已经相当齐全、城市集聚效应已经发挥得很充分的大都市，例如举办奥运会的北京、举办世博会的上海以及此次举办亚运会的广州。
“在我国，大型活动对于举办城市而言，多是锦上添花甚至是‘添乱’的作用。”一位不愿具名的城市发展研究者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以上海世博会为例，不可否认，世博会为本已高速发展的上海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但其负面作用也需警惕。
有观察者指出，上海已是国际都市，其市民本已能够便捷地了解世界，让市民了解世界的窗口作用并不明显；同时，外媒以及外国游客对世博关注并不热烈，有数字显示，世博会参观者九成为国内游客——让世界了解上海、了解中国的窗口作用并不突出。
“城市本应让世界更美好，但拥挤的世博却让人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大城市病’。”参观过世博的小伟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指出，这是他最大的体会。
此外，由于世博场馆并不像运动场馆可以继续服务于市民需要，这些耗资昂贵的场馆都将陆续拆除。“世博到底留给上海什么？”这是小伟的疑问。
其实，这也应该是每一个举办大型活动的大都市所应有的疑问，对于一个已然高度发达的大都会而言，有必要仔细权衡，这些大型活动到底是得之我幸的盛会还是弃之可惜的鸡肋？
小城市更渴望“送炭”
“二三线城市当然希望能够举办这样的盛会，这对城市发展的意义不言自明，谁都想抓住机会。但问题是，由于城市本身的限制，他们往往不敢或者难以成功申办大型国际活动。”傅崇兰向记者指出的，正是那些急需盛会启动发展按钮的小城市难题。
以亚运会为例，傅崇兰指出，广州本身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辐射能力也更强，因此亚组委更倾向于选择这样的城市来举办。“这是城市与活动组织者的双向选择。”傅崇兰说。
当然，小城市基础设施差，活动组织管理能力不足，也是国家不愿选择中小城市作为大型盛会的主要理由。但恰恰是中小城市需要通过盛会机制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加快城市建设。
其实二三线城市正如饥似渴地等待这样的机遇，他们需要借举办盛会改善城市交通、完善城市设施、扩大城市影响力。
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辽宁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取得重大突破，是历史上全省交通建设投资规模最大的5年，年度投资规模也连创新高，5年累计完成投资1591亿元。但同期的北京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超过1500亿元，其2009年前7个月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就达409.6亿元，远超辽宁省整个“十一五”在这方面的投资。重要的是，这样的巨大差距从过去到将来一直都在延续，而差距也终将越来越大。
因此，二三线城市不能放弃努力。
从2002年开始，青海省每年七八月份都会举行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经国际自行车联盟批准，环湖赛为2.HC级，是亚洲顶级赛事，也是世界上最高海拔的国际性公路自行车赛。仅次于环法赛、环意大利赛、环西班牙赛等职业巡回赛。每年比赛有来自世界五大洲的20支左右运动队100多名运动员参加。
环湖赛是青海省内三大招商平台之一，已经为青海省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据悉，青海湖去年的旅游产值为100万元人民币，但今年已经达到了7500万，只一年时间竟翻了75倍，通过一项赛事带动当地旅游事业发展，这也是环湖赛在近些年来带给青海的最大变化。“环湖赛对于青海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省份来说，其意义已经超过了赛事本身。它不仅为该省体育产业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还给其他产业带来了巨大的间接收益。”青海省体育局局长冯建平如是说。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二三线城市都有这样精准的眼力和强大的运作能力。
“应该说这与具体城市的领导人本身性格、眼光密切相关。” 傅崇兰认为，领导者的“基因”决定了很多地区发展的步伐与方向，“例如天津市委书记，本身是福建晋江人，钻劲、干劲是与生俱来的，在他的带领下，天津很多项目操作都比较成功。”
“领导基因论”是否有道理很难验证，但另外一条途径似乎可以一试。
“举国体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但现实是每一个大型活动的举办都少不了“举国体制”的影子。例如，广州举办亚运共获得中央财政拨款11.8亿元，广东省财政拨款30亿元。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贵州大学城市管理与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项凯标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指出，在弥补二三线城市申办实力不足的问题上，“举国体制”正好可以发挥优势，通过中央力量的支持来提高这些城市的成功率，这完全可以和我国区域发展的战略结合在一起：“目前中国有些城市基础设施、市民素质、城市规划以及城市的经济实力都还是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过程之中，不像大都会，城市的各方面发展都已经比较成熟，可以由城市自己来承担成本与收益。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在一定层面还应该是‘统一经营’、‘统一调配资源’，这样才有效率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