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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媒体有关安全生产工作的批评性报道，安监部门要实事求是地及时进行调查和处理，并在报道后的两周内，将整改结果或查处进展情况向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反馈。
11月23日，国家安监总局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加强安全生产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上述要求。
这份指导意见还提出，要高度重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做到善用媒体、善待媒体、善管媒体，增强监督效果，推进安全生产。
近年来，舆论监督工作越来越受重视，但一个部委专门就此出台文件还是比较少见的。
“舆论监督只是社会监督的一部分，重点应该在社会监督，完善整个社会监督的体系。”长期关注中国煤矿业，并多次实地采访过的记者孙春龙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在他看来，过于强调舆论监督，也许会加深这个行业的潜规则。
2008年9月15日，孙春龙发出《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由此引爆了网络。这也是媒体记者本职工作之外，以举报信方式对地方的“瞒报”行为进行监督。
举报信随后被网站删除了，但还是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国务院迅速组成调查组彻查山西省娄烦尖山铁矿“8·1”特大事故。
三天之后，孙春龙等接到了国家安监总局的通知，邀请他到山西去参与调查。当时他觉得这件事终于要大白于天下了，但到了山西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直到当年10月7日，国家安监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山西省娄烦尖山铁矿“8·1”特大事故遇难和失踪共45人。发布会肯定了孙春龙所作出的努力。
近年来，中国矿难事故频发，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加强煤矿生产，并严禁隐瞒事故情况，但“瞒报”现象却屡见不鲜。
本报记者曾多次赴现场采访矿难，但采访上难于突破。
在这些“瞒报”事件中，有多少是矿主行为，又有多少是政府行为？
显然，要落实指导意见中的“要本着实事求是、及时主动的原则，公开发布，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和新闻媒体监督”并非易事。
每起矿难发生之后，矿主和各地政府会对事故地点进行严密封锁。有调查经验的记者都知道，要进入现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地方的“习惯性保护”对记者的调查构成各种障碍。
在类似事件采访中，记者面临的困难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私营矿主和黑社会的人身威胁，二是地方政府部门的威胁。一些记者采访中还会遭到关押、设备损害、扣押证件等威胁。
与调查时的艰辛相比，不被遇难者家属信任，更让记者们寒心。“一开始他们根本不相信记者，觉得记者都是会拿了‘封口费’就走的，不愿意接受采访。”孙春龙说，在那些矿难的多发地，记者这个行当的声誉已经到了低谷。
2008年7月，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李家洼煤矿新井发生特别重大炸药燃烧事故。66名事故责任人和参与瞒报的官员受到责任追究，10名接受巨额“封口费”的记者也分别获刑。
梳理安监总局网站上今年6月份以来的安全生产简报，几乎每周都有矿难事故发生，“瞒报”现象依然存在。
“几十人的矿难依然没有有效遏制，影响恶劣，使煤炭工业的成就苍白无力。”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曾如此感叹。
多位接受本报问询的媒体同行认为，安监总局的这份指导意见要想改变“瞒报”的局面很难。
“安监总局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要建立制度，靠制度。”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主任斯伟江也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