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首席气候官（Chief Climate Officer），简称CCO，或有称首席可持续发展官，首席环境官等等，低碳时代，此种新职位正在企业中应时而生。
首席气候官为企业制定其环境目标，全面统计碳平衡状况。与传统环保或公益的领导有所不同，之前企业把做环保看作支出，是成本，而气候官的职责在于为企业创造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的盈利能力和未来社会的竞争力。
《21世纪经济报道》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等权威机构、NGO组织合作，发起“21世纪气候官计划”，旨在引导中国的企业推广和建立这一职位，从而帮助企业制定减排目标；将低碳发展列入经营战略中 ；在生产、管理、技术研发、销售、回收等企业经营活动中，推广低碳理念的实践和低碳技术的应用。
本期是为气候官系列采访开篇。
本报记者 王尔德骆毅
实习记者 方旭燕美国特拉华州威明顿市报道
Linda J. Fisher（以下简称Fisher）是杜邦的首位可持续发展官(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以下简称CSO)。
在2004年7月加入杜邦之前，她曾经在美国环保署（United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工作13年。在1980 年代，她是环保署首位负责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的负责人。
从美国环保署到杜邦是个很大的转变，很多人为她惋惜。但她认为，无论是在EPA，还是在杜邦，都是为了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所以她的生活并没太多改变。
与一般人想象不同的是，她在杜邦的CSO角色并非是一个“配合”角色，并非被动地去应对合规性的要求，而是积极地为企业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同时，在她的带领下，杜邦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积极作为。2006年10月，杜邦公布了公司“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减碳指标是，以2004年为基准，到2015年将至少减少1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1. 从环保署到杜邦
在EPA是用法律法规去指导商业机构和个体的行为，而身处一家商业公司，可以开发新的产品引领未来。
《21世纪》：你具有很好的法律背景，这对你从事环保工作产生哪些影响？
Fisher：虽然我是法学专业出身，不过，我从事的大多数工作都并非直接与法律相关。但是我对环境、劳动等相关的法律比较熟悉，我在工作中逐渐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保护环境与员工，还可以通过法律的制订和执行，推动某些产业实现一些里程碑式的目标，例如变更原材料选用和改进生产工艺等。
举个具体的例子：欧盟的《汽车空调系统指令》规定，从2011年开始，所有新车型必须使用全球变暖潜值（以下简称GWP）低于150的制冷剂；到 2017年，所有在欧洲销售的新车都必须使用低GWP的制冷剂。当前汽车空调使用氢氟烃化合物HFC-134a，其GWP为1430。
《21世纪》：你之前在美国环保署工作，是什么因素促使你来到杜邦？有人认为这有点可惜。你是否要花点时间适应新工作？
Fisher：杜邦让我感兴趣的是，这家公司很相信它所研发的技术，认为它们将为未来发展提供解决方案。我在环保署工作时，我希望它在安全(Safety)、健康(Health)和环保(Environmental)（以下简称SHE）方面表现突出，而杜邦所做的远超过SHE。
当我来到这家公司后，我所要做的则是要确保这些事情都是合规的。让我比较兴奋的是，在内部谈及公司发展战略，讨论该如何面向市场推出完全不同产品时，我们不仅仅考虑合规问题，而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考虑产品安全监管。
您问我离开EPA可惜吗？我不这么认为。杜邦是一个大机构，这有点类似EPA。另一点相似之处是，杜邦十分积极地考虑目前存在的各种有待解决的、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问题，我在EPA时也经常考虑这些问题。在EPA，我是用法律法规去指导商业机构和个体的行为；而身处一家商业公司，例如像杜邦这样一家拥有许多科学与创新技术的公司，我可以开发新的产品，来引领未来。换言之，我还是在解决问题，只不过用不同的方法。
2. “可持续发展”仅是企业形象？
很多公司都将SHE简单视为一种工作岗位，而我们则视为公司发展的战略要素。
《21世纪》：在你来之前，杜邦有CSO吗？你是如何理解这一角色的？
Fisher：2004年，我来到杜邦担任CSO，这也是杜邦的第一位CSO，我想这恐怕也是行业内第一位的CSO。目前，一些公司正在跟随我们的步伐。
对杜邦而言，这也意味着一种转型变化，从原来被动地满足各类合规性要求，到更为主动地规划合规性。我想，很多公司都将SHE简单视为一种工作岗位，而我们则将这个视为公司发展的战略要素。
《21世纪》：公司发展战略要素，这一功能具体怎么解释？
Fisher：这意味着不仅仅是被动地降低，在满足社会和监管机构的环境期许和规范方面的风险，而是要在合规经营之上，顺应社会和监管机构的环境期许，创造业务机会。
也就是说，我要在关键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为公司提供战略方向的指导。我们和杜邦业务部门的总裁们，共同确认一些市场机会。要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是做发展趋势研究。
《21世纪》：具体而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趋势，我们的战略方向做了哪些调整？
Fisher：如果您比较我们在1990年代提出的面向2010年的四大目标，及在2006年公布的面向2015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您会看到很大不同。20年前设立的目标是环境目标，也就是节能减排的目标；
而到2015年的目标，体现的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目标也从传统的减少环境印迹，扩展到以市场为导向的营收和研发投资目标，把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业务增长紧密相连，尤其是为全球各大市场开发更安全、更具环境友好性的新产品。
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营收和研发投资目标包括：到2015年，杜邦针对环保市场机遇的研发投资翻一番，使我们产业价值链上的客户和消费者获得直接的、可计量的环境效益；到2015年，通过为客户提供能效高、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杜邦的年收益将至少增加20亿美元。预计这些产品将为我们的客户和消费者减少相当于4000万吨以上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
到2015年，杜邦通过使用可再生资源所获收益将几乎翻一番，至少达到80亿美元；到2015年，我们将推出至少1000种新产品或新服务，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加安全。
有了这些目标，我们的管理层和各个事业部以及研发部门的总裁们，就有了努力的具体方向和衡量进展的参照。在组织结构上，我们的目标具体化到13个业务事业部和杜邦的研发部门——杜邦中央研发事业部。这些部门的成员，需要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环境目标和市场目标）与他们的业务、科技创新和发展规划结合起来。
3. 2015年减排承诺
以2004年为基准（1720万吨CO2当量）减少15%的温室气体排放。
《21世纪》：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和他们自己的国家，在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上实行双重标准。杜邦曾经因为在中国的水污染问题而备受争议，对此你如何看待？
Fisher：在全球的各杜邦分支机构，都遵循相同的环保和安全标准。具体到您所提到的废水排放的案例，涉及我们在上海的一家农业化学品合资公司。它是我们的第一家合资企业，也是中国农化产业领域中第一家获得ISO14000认证的公司。
在杜邦，每一个与安全、环境、健康和尊重员工有关的案例都必须上报。所以，我了解2005年发生在中国的废水排放问题。2005年9月，在对我们上海农化合资企业的一次水质抽样中，结果显示PH值超出限定标准0.16。自从1991年该合资企业投产以来，这是唯一不符合环境规定的排放。
结果出来后，该机构立即开展了多次自查，确保不再出现超过排放限制的情况。当地环保局在2006年6月再次取样，显示完全符合标准。从那以后，除了内部每天对废水的取样，该工厂也主动采取措施，包括让当地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每周和年度都进行废水采样分析、在排水系统中安置PH自动检测器来监控状态，以及改进生产工艺。
我可以向您保证，在运营活动中，我们将继续运用高标准，实现我们对邻近地区有关环境和安全方面的承诺。
《21世纪》：杜邦在减少碳排放方面设置了怎样的目标？
Fisher：20年前，杜邦是最早公开建立环境指标的几家公司之一。
20世纪90年代，杜邦公司在全球工业界率先提出“零排放”的目标，将“零废物、零排放”确定为公司在21世纪对社会大众的终极环境承诺，并坚信该目标经过扎实的努力可以实现。
1990年代，杜邦宣布了到2010年的四大目标，包括：公司总收入的25%来自可再生资源；以1994年的水平为基数，将全球工厂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减少65%；将能源消耗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以及所消耗能源的10%来自可再生资源。
上述目标到2006年大多提前实现。以温室气体减排为例，1994－2004年间，杜邦公司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以二氧化碳等同量为衡量标准，降低了72％，节省成本30亿美元。
2010年目标中，到2004年没有提前实现，而且在今年也不可能实现的是可再生能源使用目标。当时设立的目标是到2010年，杜邦全球能源消耗的10%来自使用可再生能源。这一情况的出现与过去20年间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成本有关。在2009年，我们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占到总能耗的6.5%。
此外，我们还通过碳信息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简称CDP），对外公布排放数据和相关的气候风险和机遇。
对于未来的承诺是，以2004年为基准（1720万吨CO2当量），到2015年，我们还将至少减少1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