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贪腐有道、办事无能的川汉铁路公司内，居然还出了位能干而且操守良好的干部，这令清廷大为欣喜。
此人名叫李稷勋，四川秀山（今重庆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氏，在邮传部担任“参议”，因丁忧（官员父母亡故需停薪留职回乡守丧）在家，正好赶上了川路大建设，便被就近推举为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总理”。
宜昌在湖北境内，宜昌至万县则是川汉铁路中唯一动工兴建的路段，李稷勋肩上的担子自然就很重，要协调湖北与四川之间、地方与朝廷之间、官场与商场之间的种种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他的手下还有近4万名筑路大军，多是四川人，工作地点又多是艰苦的山川地带，一个不留神，就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压力很大。宜昌段，不仅关系到川路接收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全国大局的稳定。
难得明白
这是为四川上下考虑得最为理想的方案。如果能实施这个方案，则于铁路大利、于四川中利、于政府小利，和谐发展是肯定没问题的……
李稷勋实际上是川路公司内部几乎唯一一个真正做实事的高层管理人员。他是戊戌那一年（1898年）的二甲第一名进士，俗称传胪，博学多才，师从王闿运，与杨度是同门师兄弟，精衡鉴，重实学，在京都口碑不错。他又是京官，在邮传部机关任职，关系多，人头熟，便开始频繁地为川路的安排斡旋起来。
当他在1911年7月初，从宜昌赶到北京时，正是川路决策的关键时刻，他的到来令朝廷很为重视。盛宣怀立即接见这位难得明白的干部。在与盛宣怀及在京川籍干部多次长谈后，李稷勋顶住了来自成都的压力，以宜昌分公司董事局的名义，在7月8日致电川路公司股东会，明确提议附股于国家铁路。
在电文中，他分析道，川路公司已经用款白银八九百万两，在上海违规炒股亏损了近300万两，即使政府回购时能承担损失并退回现金，如何发还股东也是一个大难题。如果将这笔退款不发还，而是兴办别的实业，“不惟委托难得其人，股东亦多不认可，万一意见歧出，办理乖方，则消耗益巨，收束更难。”如果国家能将所有用款、存款、亏空全盘接收，一律换成国家铁路股票，年息六厘，并将已经开工的宜万段（也称宜夔段）完全使用川款，不动用外债，则川路股东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而这对政府来说，要同意民股并入且不用外债，需要对外做工作，同时将数百万亏空浮滥一律认可并换发保利股票，财政部门也一定有意见，他希望大家为了川民和川路的利益，积极争取。
客观地说，这是为四川上下考虑得最为理想的方案。与“保路派们”提出的全额还款、余款完全归现有团队管理的方案相比，更具备现实操作的可能；而与甘大璋等京官的方案相比，他进一步提出了宜万段应该动用川路余款修建，这就有效地化解了“保路者”们担忧四川将承担相应外债还款的顾虑。如果能实施这个方案，则于铁路大利、于四川中利、于政府小利，和谐发展是肯定没问题的。
李稷勋的方案，也能帮助中央财政少借700万两外债。盛宣怀对此欣然同意，并愿意认可川路公司的亏损及浮滥，并全额换发国家保利股票。这与中央之前坚拒承担川路公司炒股亏损的态度相比，是巨大的让步。
但是，之前川路公司高层们为了让朝廷承担其违规炒股的亏损，而将保路上升到保卫宪法的高度。他们提出：“中国人民皆知不立宪，国必亡而身家必不保。今之路债明明破坏宪政，厉行专横，谁不痛心……”如今朝廷愿意在回购金额上让步，但这把不惜将经济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野火，已经逐渐蔓延成燎原之势，难以控制。
对于这些，实干的李稷勋不以为然，建议在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上，邀请政府负责人详细解释，将“争路无益有害，当竭力保全股东财产原额之意”明白宣示，如果能保持沟通顺畅、及时、全面，则完全能够说服股东接受这一最为现实、理想的方案。而拒绝引进外资则完全不现实，且“租股”已被废除，即使保住了铁路商办权，也难为无米之炊，无谓地与朝廷强争，就会造成局势“糜烂不可收拾”。
但是，既得利益集团现在已经难以控制局面，保路运动就如同一辆失去了刹车的车辆，在下坡道上急奔。在7月20日致电李稷勋的同时，成都总公司也同时致电宜昌分公司，挑明了为对抗朝廷“逼收”川路，即日起不再从国营汉阳铁厂采购铁轨，要求宜昌公司派人蹲守，讨还预付给铁厂的订货款及利息。更为恶劣的是，总公司不顾仍在施工中的宜万段，要求宜昌分公司将所有现款全部转移到成都，随后干脆宣布停止一切施工。
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信号，川路公司丝毫不顾及正在建设中的铁路、数万名工人的安置及可能给湖北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要打政府一个措手不及。李稷勋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服从总公司，则必然大乱，而违抗总公司，他就必须站在风口浪尖。他选择了后者，立即离京，日夜兼程在7月20日赶回武昌，并与端方进行了多次会商。7月30日，他又赶回宜昌，与地方官一道安抚数万铁路工人，拒绝了成都总公司要求将所有款项转回四川、立即停工的要求，提出“工不能停、万难止款”，但密电朝廷，希望尽管稳定成都的局势，免得“人众言杂，恐生题外枝节”。
在股东会开幕后的次日（8月6日），李稷勋接待了端方派遣的查账小组，提交了公司的账目。自此，李稷勋彻底地走上了与川路既得利益集团决裂的道路，意料之中的是，他将继甘大璋等人之后，被既得利益集团列为必须“定点清除”的对象。
人事争执
朝廷最为担心的，不是成都“劣绅”们串通地痞流氓的虚张声势，而是宜万段铁路现场上实实在在的数万工人，这才是“大局”……
四川总督赵尔丰赶在股东大会之前，到成都接印上任，但他并没有如同清廷期望的那样，一改前任王人文的政策，雷厉风行地贯彻清廷决定，相反，他基本沿袭了王人文的思路（《中国经营报》2010年10月18日1882期D7版“护院不看家”），对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甚至表示出了同情的姿态。当然，这也是一个地方官对强大的地方势力的正常反应，与地方势力的主张毫无关系。
地方政府的软弱，助长了保路势力的膨胀。在8月9日的股东会上，通过精密的会场控制，会议“一致怒斥”卖国贼盛宣怀、端方，其最新罪状就是“藉李稷勋一身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权于邮传部及督办大臣之手”。股东会请赵尔丰代奏，弹劾盛宣怀、李稷勋盗权，而赵尔丰也如王人文一般，居然答应并照办了。13日，川路公司以股东会名义，命令李稷勋立即辞职，限在十天内办理移交。
就在这一天（8月13日），继甘大璋、宋育仁、施愚之后，李稷勋也被其一家自称为“酉属同乡会”（秀山属于酉州）的组织宣布开除乡籍，并发出了追杀令（见《中国经营报》2010年11月8日1885期D7版“豆豉追杀令”）。根据《西顾报》的报道，与会的“酉属同乡会”会员有140多人，会场宣布，如果有人敢为李稷勋说话，“甚碍本会此事之进行，吾党当以全力对付之”，这等于宣布会场上只能有一种声音。会议认为，“今日之议，非李贼死，则我辈亡”。会场上慷慨激昂，“暗杀暗杀之声，风起水涌，屋瓦为震。”随即同乡会便开始讨论暗杀的办法，最后给李稷勋的脑袋标价万金。
纷纷扰扰的，这个会从早上8点直开到下午1点，与批斗甘大璋的同乡会（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差不多。《西顾报》的社论则赞赏“人民群众”这种“暗杀暗杀”、“杀身掘墓”的英雄壮举。
川路公司的态度，激怒了朝廷，盛宣怀、端方及湖广总督瑞徵都一致认为，必须坚持绝不能后退，否则铁路国有的既定国策将被动摇，已经进入交接阶段的湖北、湖南铁路，也会出现反复。端方还注意到，从日本赶回来的四川留学生突然增多，把宜昌开往重庆的小火轮挤得满满的，他十分担心，这背后或许有日本人的阴谋和革命党的暗算，必须预作防备。
8月15日，川路公司以股东会会长颜楷的名义，上书弹劾盛宣怀，赵尔丰代为转奏。股东大会试图遴选出接任李稷勋的人选，但邵从恩、杜成章等几位候选人，纷纷推辞。朝廷则在全面权衡后，认为宜万路段绝对不能停工，而没有李稷勋坐镇，宜万段的几万工人完全可能失控闹事，后果不堪设想。至少在完成国有交接之前，李稷勋绝不能走。
其实，朝廷最为担心的，不是成都“劣绅”们串通地痞流氓的虚张声势，而是宜万段铁路现场上实实在在的数万工人，这才是“大局”。8月19日，朝廷宣布，“政策既定，若再反汗，当此民气嚣张，后事更难措手。”因此，李稷勋必须留任。
其实，朝廷此时的方案并未定稿，还是“附股”及“还本”两个选择。前一方案就是李稷勋所建议的，川路所有已用款、存款、亏空款，由国家全部吃下，全额换发国家铁路股票；第二方案则是川路退股还款，但是一切浮用款、亏空款，国家概不负责。不管哪种方案，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宜万铁路的建设绝不能停工，但在政府正式接收之前，不可能动用中央财政，建设款项必须依然在现存川款中支出，为“慎重民款，维持路政起见”，朝廷将派人监督此阶段的用款，专册登记，“以清界限”，到最后交接时一并结算。如果股东会决定接受第一方案，则全数换发国家铁路股票，如果采纳第二方案，则根据账目偿还。这是一个稳妥的操作细则。端方在8月下旬还建议朝廷对两种方案的利弊进行对比，并征求股东意见。但吊诡的是，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一股脑儿将此认定为“收路劫款”。
到了这种无理可讲的地步，朝廷如果示软后退，不仅不可能被领情，反而容易被解读为软弱，底线尽失。而地方官员们“不谅当局之苦心，专徇报馆之舆论，彼唱此和”（端方语）。在盛宣怀的斡旋下，湖广总督瑞徵及铁路大臣端方，以联名上奏的方式要求朝廷挽留李稷勋继续任职，并将李的去留，上升到了“路之成败、宜（昌）之安危”的高度，“万乞力任其难”。
盛宣怀在提交朝廷的报告中分析，川路方面将李稷勋来京商议办法，看做是“私相授受”，并将国有接近接手仍在施工的路段前，照常开支，被出川路公司看做夺路之外的夺款，但都是毫无依据的指责。朝廷下令李稷勋继续留任，恰恰是根据川路公司章程规定，“公司重大事件，仍禀承督部办理”，李稷勋到京汇报商谈，“亦属应有之权限，何以谓私相授受？”
处在风口浪尖的李稷勋称病推辞，并要求立即辞职，在政府接收铁路之前，由总公司派人接收。当然，无论政府还是总公司，都根本派不出合适的接任人。李稷勋的退让只是一种必须要摆的姿态，既表示自己的谦逊，又为日后卸责留点余地，同时还为自己抬高身价。
留任李稷勋的朝廷指示，由四川总督赵尔丰向川路公司股东会做了通告，比较持重的股东会会长颜楷、副会长张澜等，认为不能公布，否则会引发大面积动荡，难以控制。
果然，围绕着这位总经理的任命，局势再度被引爆……（13）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