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向前看，就是向后看。
俄罗斯知识分子赫尔岑这句话今天读来尤有深意，遗忘历史往往意味着背叛当下。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改革已经推进32年。三十年前的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席间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也被称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邓小平在讲话中表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并列举了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随后的几年，邓小平也多次重申，“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十年后，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可谓不俗，不乏“中国模式”与 “北京共识”等域内境外喝彩之声。然而，随着改革推进深水区，普遍受惠的“帕累托改进”时代行将远去，各类利益集团博弈更为激烈，各界对于改革的期待日趋多元化，全方位铺开改革仍待推进。
2010年并不轻松，从年初两会的“国进民退”大讨论到9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各界深化改革的呼声与反思日渐增多，尤其是对于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尤高。此刻重温邓小平上述讲话，正当其时。
9月，胡锦涛主席在深圳的讲话中也表示，“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其间思路与两年前纪念三中全会30周年的讲话一脉相承：“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制保障。”
一个月之后，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一句话引来广泛注目：“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公报中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也无不透露出极强的改革意识。作为一次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发展确定方向、谋划蓝图的会议，这些无疑表明：改革开放将在这个人口占世界1/4的大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把时段拉长，向上追溯，以长远的目光看，我们可以借鉴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来定位我们当下的历史坐标。他认为，从秦始皇将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可谓中国政治社会制度两千多年前的第一次大“转型”，历经二三百年之久而延续下来；秦汉模式到了清朝末年“鸦片战争”时期，又因西方文明挑战而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顺利的话也需要两百年，那么从1840年开始计算，到2040年或许可以走出这一“历史的三峡”。
改革之路，其修远兮。唐德刚先生早有言在先，“转型”涉及各项相关事物和制度的转型，往往激烈而痛苦，甚至是惊涛骇浪，过了“三峡”之后，则是扬帆直下，海阔天空。
屈指算来，历史尤在三峡之中，然而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再造改革动力，也成为新的焦点。正如胡锦涛主席此前谈及的关键所在：“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
值此之际，《中国经营报》特约杨继绳、周瑞金、陈志武从不同角度来定位我们当前的改革坐标，杨先生为我们阐释了30年改革的不同路径，剖析权力与资本媾和的深层次逻辑；而周先生则借助辛亥革命10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大背景，为我们勾勒了全面改革的蓝图；陈先生则从金融这个更为技术、中性化的工具入手，论证了何谓以自由看待发展。
我们选取三位背景各异的公共知识分子，目的也在于不同理念交锋、碰撞所带来的想象力，重启“问道于民”之路。30年过去了，公共空间进步或许正在于此间：个人与国家之外，尚存社会；东方与西方之间，均有自由；左派与右派之上，还有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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