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德超
河南又称“中原”，它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心脏地带，中国八大古都竟有一半都坐落在河南，无怪乎历代王朝更替又被称为“问鼎中原”。河南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可见一斑，它的经济地位也毫不逊色，如河南商丘就是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和发祥地。二十一世纪以降，随着河南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新豫商重新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之中。如果说历史可以倒放电影，人们似乎就能从复苏的新豫商的身上触摸到他们先辈跋涉的足迹。
翻阅史册，不难发现，古代豫商在中国商业史上夺得了多个冠军。例如，中国商人的鼻祖是商朝河南商人王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儒商是孔子的河南学生子贡，第一个爱国商人是郑国 (今河南新郑)商人弦高，第一个热心公益事业而被后人称为“商圣”的商人是河南南阳人范蠡，第一个以“奇货可居”出名的商人是河南阳翟 (今河南禹州)商人吕不韦，第一个重商理论的倡导者是西汉河南洛阳人桑弘羊等等……这样的河南商人在历史的天空中是不胜枚举而又光彩夺目的。宋元之后，随着国都北迁，经济重心南移，曾作为“老大哥”地位的河南，渐渐被其他“小兄弟”省份所赶超。其表现之一就是它没有产生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商帮，如明清时期的中国十大商帮就没有河南商帮的位置，但并不是说河南商人至此就默默无闻。
近代以来，尽管面临多方面的不利因素，仍有不少在全国有影响的商人团体或著名大商人。顺境中取得这些成就自然不足道，可是，在被别的省份赶超的情况下，仍有豫商能屹立于中州大地，并且对近代河南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自然不免有人要问这些近代豫商成功的因素有哪些？近代豫商有哪些特点呢？
中小商人占主体
近代以来，随着沿海通商口岸的开埠，河南商品市场与世界市场逐渐连为一体，省内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日益增多，虽然低于从事农业的人口，但是却超过了从事工业活动的人数。据徐有礼先生研究，民国初年，在传统豫商逐渐衰落的大背景下，近代豫商渐渐发展起来；其代表人物有：毛虞岑、王晏卿、靳法蕙等。虽然这些近代豫商的代表都是巨商大贾，但这并不是近代豫商的主体，近代豫商的主体应该是数以千万计的中小商人。
从数量上来看，近代豫商以中小商人居多。尽管近代豫商有诸如“康百万”家族那样富可敌国的大商人，但是，不可否认近代豫商的第一个特点即是以中小商人居多。由于河南近代工业不发达，农业生产不很稳定，迫使很多农业人员在农闲之余从事小本买卖的商业经营，从而维持基本生活的保障。据1935年统计数据显示，当年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达一百多万人，在河南人在从事的各类职业中占居第二位；1946年，省会开封经商的人数占居开封总人数的五分之一多，高于从事农业、工矿业等各业人数。正因为近代豫商以中小商人居多，所以近代河南商业经营的空间不仅仅局限于城镇，而且还扩展到为数众多的农村集市市场和庙会市场。近代豫商参与农村市场贸易的频繁性和广泛性一点也不亚于城镇商业，这些为数众多的中小商人借助于近代河南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集镇，从事着粮食、棉花、烟草、丝绸、瓷器、药材等土特产贸易。
漯河镇原是河南郾城县的一个小镇，由于京汉铁路的开通而迅速成为区域性的贸易中心，商业日益繁荣。众多的中小商人在漯河镇从事着粮油买卖、烟草转运等交易。民国初期，漯河镇有粮行170余户，烟叶行、(芝麻)油行100余户，牛行120余户、药材行55户以及近千户日用品商铺。每岁陆陈 (粮行)市开，商贾如云，各大粮行和转运公司均仓廪充实、堆积如山，粮食交易经常达千万公斤之多。
回郭镇位于河南巩县的伊洛河交汇处，近代之前还默默无闻。民国初年，随着汴洛铁路的修通，回郭镇依托便利的交通优势，成为周围百里远近的货物集散地。当时回郭镇大力发展个体民营经济，尤其以卷烟业发展最为迅速，烟厂最多时达48家，其中部分烟厂还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方式。当时回郭镇每月逢五、逢十开展集市贸易，上市人数多达三四万人；每年有庙会市场66处，超过鲁山县全县每年的庙会数量(60个)。可见，无论是农村集市还是庙会市场，回郭镇都是商贾云集，生意兴隆，以致有“小上海”之美誉，并被称为近代河南民营经济的发祥地。
亦工亦商的双重身份
甲午战争后，外国列强纷纷在中国开矿设厂，进行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在近代机器大生产高额的利润回报和实业救国的刺激下，近代豫商也纷纷投资于近代工业的创办；同时，为了准确地把握市场行情，更多地销售所生产的产品，近代豫商也主动参加到商业经营中来。因此，近代豫商大多具有亦工亦商的双重身份，如马吉森、王锡彤。
马吉森是近代河南民族工商业的先驱者，也是近代河南勇当实业救国的先锋者。他亲身经历了外国机器工业产品对河南的倾销情况，深深感到利权逐渐被外国人所夺，因此决心创办近代工矿企业，从而挽回利权、造福于民。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他主动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创办了“安阳六河沟机器官煤矿”。为了积极开拓广阔市场，马吉森主动降低煤炭价格，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不仅在本省市场上销售，而且还销售到临近其他省份。二十多年后，该煤矿年产原煤近80万吨，资本达300余万元，员工有5000人之众。此外，马吉森不仅投资矿业，还投资棉纺织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其与友人集资开办安阳广益纱厂，从英国引进全国生产设备，拥有工人近2000名，纱锭总计2.5万枚。安阳广益纱厂不仅是河南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纱厂。
王锡彤以经营煤矿起家，后又涉足水泥、纺织、铁路等行业，在近代豫商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也亲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痛定思痛，号召国人兴办实业、挽回利权。清朝末年，王锡彤参与禹州三峰煤矿公司的管理，努力经营，最终使这个煤矿公司的效益得到大大提高。民国初年，他先出任北京自来水公司的领导者，凭着他杰出的管理才能迅速扭转了公司亏损的局面。后来在袁世凯的推荐下，王锡彤进入周学熙资本集团，并成为公司的管理成员。1924年他代表启新洋灰公司与上海华商水泥公司协作，控制了中国水泥市场90%的市场份额，有效抵制了外国水泥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控制，被称为近代中国的“水泥大王”。
因地制宜的经商策略
河南位居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平原，土地肥沃，人口众多，自古即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河南以农业经营为特色，其农业产量一直十分丰富。近代时期，河南虽然多灾多难，但仍然依靠发达的农业哺育了众多的人口，乃至当代，国家粮食重心由南方移至北方，河南重新又回归至“天下粮仓”的地位。近代豫商往往根据本省的省情特点，调整经营理念，依靠河南充足的粮食、药材、棉花等商品优势，因地制宜、搞活经营，从而发家致富。
近代时期，河南商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个以经营粮食、棉花贸易为特色的康氏家族。康氏家族、又称“康百万”，是以清代河南巩义康应魁为代表的康氏家族的总称，也是近代河南最大的商人团体。“康百万”突破了传统中国人所谓的“富不过二代”的怪圈，前后富裕了十二代，商业兴旺达400余年，被誉为民间“三大活财神”之一。民国时期，“康百万”家族仍是河南三大巨富之一。“康百万”家族兴起于明代，清朝康乾时期逐渐兴旺，近代以来至于全盛。1901年，由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被迫逃亡西安，在返回京城途中，路过河南巩县 (今巩义)时，受到了“康百万”家族盛情招待，敬献慈禧太后白银百万两，被慈禧太后赐封“康百万”而名扬天下。
怀帮药商，又名怀货庄，是出现于明清时期，以经营“四大怀药”等药材为主的怀庆府商人团体。明清时期，怀庆府属八个县(沁阳、温县、孟县、修武、武陟、济源、阳武、原武)盛产山药、地黄、菊花、牛膝四种地道中药材，被统称为“四大怀药”。历代“四大怀药”都被列为贡品，为了规范“四大怀药”的商品贸易，怀庆府的药材商人成立了行业联盟——怀帮。怀帮药商，不仅仅是药商，还包括怀庆府其他行业的商人。怀帮药商立足本土地道的药材等资源，兼营粮食、棉花、竹器等商品，辐射全国重要市场。在禹州药材大会中，一直享有“十三帮一大片，不如怀帮一个殿“的美誉；在百泉药材大会上，怀帮药商不仅成为该会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该会的创办者和领导者。民国年间，怀帮药商张英在温县成立“怀药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经营怀庆府八县的地道药材。每年怀药成熟季节，该公司下设在各县的收买处向各地种植农户收取怀药，然后将这些怀药运销至各大城市销售而获利丰厚。怀帮药商也因此“千金之家比屋可数，善封殖者，家累巨万，不止十数而已。”可见，怀帮药商善于因地制宜，利用优势的本地资源，以商致富。
交通优势的充分利用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九州之中，是为豫州。从古至今，河南位居“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取代，便利的水陆交通优势，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为豫商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近代豫商的发展离不开便利的交通优势，他们往往会充分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善于把交通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
近代河南巩义 (位于黄河、洛水汇流之处)的“康百万”家族，依靠便利的洛水、河运之利，造就了“富过十二代、历经400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康家船运依托洛水、黄河之便，发展船运业，鼎盛时期，北至北京，南到扬州，到处都可以看见康家船的帆影。“康百万”家族以河南巩县为中心，西通陕西、东连山东，贩运粮食、棉花、布匹等大宗商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拥有土地达18万亩，日进千金。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我国的倾销，洛阳成为外国商品在河南、乃至西北各省输入商品的集散之地，同时，豫西、西北各省的土特产品也大都经过洛阳转运至通商口岸。清朝末年，“真不同饭店”由于家老人开办； 1938年，“真不同饭店”由于家老人儿子于庭选和于保两兄弟继任经营。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大批西迁人员向洛阳迁移，兄弟二人抓住这一商机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质量，生意逐渐兴隆。尽管后来日军来袭，但由于“真不同饭店”经营有方，资金雄厚，每次都能迅速恢复营业，从而坐上了洛阳饮食业的头把交椅。可见，洛阳名商于庭选、于保兄弟经营的“真不同饭店”，利用洛阳这个交通要道传承着“洛阳水席”的千古名宴。
崛起于草根商人之中
河南为理学故乡，历史文化积淀十分厚重，“安土重迁”、“小富即安”的传统意识比较浓厚，这是传统豫商发展不利的一面；但是，近代成功的豫商往往能够克服种种不利条件，以草根商人的身份从底层崛起，白手起家、勤奋好学、矢志不移，最终在自己所经营的领域取得了良好的商业效益。
武陟县商人鲁连城就是从做小生意而最终成为近代河南纺织业巨头的。鲁连城从小家境贫寒，靠走街串巷做小生意为生。由于他头脑灵活、眼界开阔，看准了怀药的省外市场而艰苦创业。他不怕吃苦、自己推着独轮车往返于河南和湖北之间，去程满载怀药等土特产品，返程运销机制布匹，生意越来越红火，手中的积蓄也逐渐增多。甲午战后，清政府放宽了对民间开矿设厂的限制。鲁连城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之上，认为河南既有十分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又有棉花的大量产出，1919年他决定兴办武陟成兴纱厂。随着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鲁连城开办的纱厂生产规模逐步扩大，生产产品的数量逐渐增多，全盛时期资本总额达到了214万银洋，一跃成为当时河南省内独资经营棉纺织业的巨头。
河南长葛县织绒商人张居宽，自幼家境贫寒。在他10岁左右，曾以讨饭为生，饱尝人间各种磨难。16岁时他进入长葛县“泰兴合”织绒厂谋生，由于他眼明手快，勤勤恳恳，经过几年的锻炼，“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居宽逐渐成为技术能手。1918年，开始建立自己的织绒厂，在调查市场需求的基础之上，主动改进产品工艺，提高织绒质量，销路日渐增长。1921年，张居宽为自己的织绒厂取名“和盛兴”，主动调整经营思路，重视市场调查，聘请客商包销产品，从而在织绒市场上占据了半壁江山。
河南开封回族商人魏子青，出身贫寒，少年时无力上学，以沿街售卖水果为生；后来，他有幸结识陕甘马帮商人，开始从事长途贸易，逐渐积累资本。1910年，魏子青先后与他人合作创办电厂、煤矿等实业公司，大胆实践，敢为天下先，突破了传统豫商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思想意识。随着汴洛铁路的开通，魏子青抓住商机，把开封电厂的基础之上，又沿铁路沿线在郑州、洛阳等地发展电力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魏子青又开办中州实业染织工厂、丰乐园剧场、浴华楼澡塘等实业，成为河南民族工商业的代表，被时人成为“实业迷”。
“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近代豫商的发展其时也说明了豫商在经历宋元以来的衰落之后的缓慢复苏。近代豫商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下，仍然开拓出很多新的商业空间。从上述分析可看出，近代豫商以中小商人为主体，凭借亦工亦商的双重身份，因地制宜发挥便捷的交通优势，从草根商人中崛起，主动抛弃传统落后的思想意识，依托河南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资源，以积极创新的经营理念，冲破传统保守的内陆意识，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商机优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商特点，涌现出了一批诸如“康百万”的优秀豫商代表，从而促进了近代河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河南的社会转型。
一百多年前，近代名人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一百多年后，笔者欲借用梁启超先生的上述名言，对豫商的发展可以总结出：豫商富有，则国家富有；豫商强盛，则国家强盛；豫商发达，则国家发达。(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