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晓哲
10月20日，武汉科技大学图书馆5楼一自习室内，一名男图书管理员突然拿出水果刀刺向学生。一男一女两学生倒在血泊后，该男管理员又挥刀猛刺自己腹部。事发后，受伤女生经抢救无效死亡，男生目前还在医院救治，凶手仍在手术室抢救。据了解，行凶的图书管理员患有精神性疾病，但一直未告诉学校。
看到这样的结论，笔者其实很愤恨。如果这名图书管理员不是愤起杀人，是不是校方就始终不知道自己的员工里面有“精神病人”？如果不是这样一起恶劣事件，如果这一精神病结论是可信的话，校方日日安排这样的精神病人当图书管理员，是不是对学校和学生安全的极度不负责？
当然，问题只是问题，时间不可能倒流。但是，一旦“出事”之后，用精神病人的名义来搪塞和敷衍的少吗？今年2月，媒体报道，甘肃一民警被曝打车300公里拒付车费，此事经过报道引起广泛关注，甘肃省公安厅就“打的300公里民警竟拒付车费”事件进行通报——车费已付，民警被送精神病院（2月22日新华网）。真是让人狂晕。一名人民警察在警察队伍中工作生活了若干年，据说有关领导早就知道是个“精神病”，但一直秘而不宣，最终出了事才坦承是“精神病”。即使这样的精神病人是真的也无法让人信服，至少说明有关方面对其他群体利益极度不负责任。
从学校方的角度，当然希望这次学生被杀事件是一名“精神病人”引起的。一者，“精神病人”这种现象，也没有一个完全准确的定论。据有关专家解释，中国不是有一亿精神病人吗？据《新晚报》说，这个结论来自于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周东丰教授。循此逻辑，一大块砖头砸下来，砸中10人的话至少弄不好“砸”着一个精神病人，想想都可怕的事情。如此几率，让一名正常、从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的图书管理员摇身一变为“精神病人”，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二者，对于行凶者更有莫大的好处。“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可能根本不负什么刑事责任”，这样一来，不但让伤者和死者哑口无言，更能充分地“保护”一个“病人”的权益，此不妙哉。然而，“精神病人”的帽子说扣就扣，甚至会像某些地方公安机关那样，完全当成了给责任人推卸责任的方式，就像一些地方和单位，一“出事”就称是“临时工干的”，其实是一种很无耻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