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
王人文终于喝醉了，成都官场“一时都以为怪事”。
这位四川省长本是海量，平常喝七八斤没问题，但这次只喝了十几杯就倒了，被人扶着送上他那顶八人抬的绿呢大轿，回家之后又吐又哭的闹了好几回。
这都是川路公司的冲突闹的。
作为四川省政府班子里主管经济的领导，周善培与川路公司管理层经常能聚在一起“米西米西”……
一场虚惊
这顿酒席是为了庆贺四川省商业厅厅长（“劝业道”）周善培的老母寿辰。老人家的生日在农历六月初二，这一天（1911年6月27日）正赶上了四川200年来的大乱。而乱源则来自周善培分管的铁路建设。
35岁的周善培，精明强干，人称“周秃子”，倒并非因为聪明的脑袋不长毛，而是他曾经留学日本，日语没学会几句，却已经把辫子给剪了，遂有此名。也是大清国实行新政改革以来十分宽松，这样的“秃子”居然也进了领导干部队伍，而且混得风生水起的。
在前后几年时间内，周善培先后分管四川的警务和商务，好搞笑的川人们将他的政绩概括为：“娼场厂唱察”五个字，如同大戏的开场曲：“娼”就是指他管理的红灯区；“场”是说他对赌场的严厉打击；“厂”是他在劝业道任上开办的各种实业；“唱”指的是他对川剧的改良，“察”就是警察。
周善培对后世中国最大的影响，是在1949年的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坚决反对使用“中华民国”国号，最后促成政协放弃了大多数人赞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方案。多年后，毛泽东在接见法国记者时，曾对此后悔莫迭，称如果1949年不改名的话，会减少很多麻烦，解决很多问题，好比联合国问题、台湾问题等。
作为四川省政府班子里主管经济的领导，周善培与川路公司管理层关系极好、过从极密。而且，咨议局及川路公司内的主要领导人，也都留学过日本，几位便算有了更深的渊源，经常能聚在一起“米西米西”。四川总督赵尔丰到任后，曾很长时间怀疑周善培“吃里扒外”，是保路运动的幕后黑手之一。
后来周自己也在回忆录中说，中央为了摸清川路公司家底，要求进行查账，“护院”王人文（王人文的省长职务是暂时代理的，名称为“护理四川总督”，总督衙门都称“院”，所以他的尊称就是“护院”）就派他去川路公司接收账册。他原以为川路公司一定不会交账，谁知总经理曾培已叫人将100多本账册陈列在一张大餐桌上。周善培见此，也不当众发表意见，就拉着铁路公司的王小舟到曾培的餐桌前，一面佯作翻阅账目，一面低声问王小舟:“国有商办还没有定，你们就打算交账吗？”王小舟才恍然大悟。随后，曾培借口账虽预备好了，但在收回国有或是仍然归商办没有解决之前，暂时还不能交为由，拒绝交账。可以说，周善培实在是刺激保路运动升级的因素之一。
周善培在四川官场上人缘很好，每年老母过生日，司道同僚们都会凑份子，请个戏班子到周府演一天，大家再热闹地吃一顿丰盛的寿宴。这次也不例外，而且，凑份子的不光是官场同事，还有一些商人，包括川路公司的高管们。
“护院”王人文在早上6点半就先赶到周府拜寿了，给老人家挣足了面子，然后，悄悄告诉周善培，他担心同志会今天会举行暴动，周善培赶紧宽慰他说不可能。
十天前，川汉铁路公司的绅商们，弄了个“保路同志会”，已经闹哄哄地在全省到处串联。而这天，同志会居然安排了到三圣司警察局演讲，成都官场谣传将发生暴动。这当然弄得王人文心烦意乱。
早上10点半，来贺寿的司道官员们都到了周府，只有负责带兵的营务处田征葵没到。周善培请两位“首县”（省城所在的县，四川首县为成都县、华阳县）县长去请，请不动，说田正忙于调兵遣将，防备万一。周善培又请公安厅厅长（“巡警道”）徐樾去请，到了12点，才把田征葵拉来。拜了寿之后，老田很生气，指责周善培，今天情势这么紧张，不该在家为母亲做寿，而且还拉着这么多官员离开工作岗位。周善培却笑着让他放心，一定平安无事，硬把他留下来入席喝酒。
周在早上7点就致电他的学生、三圣司警察局局长，要求他们在演讲开始后，每三分钟用电话向他汇报一次现场情况。众位高官在周府痛饮看戏时，下午2点半，演讲开始了，警局3分钟一报，直到演讲结束，果然平安无事。
松了一口气的王人文，在傍晚5点钟赶到周府参加正式宴会。
寿宴总共3桌，都是川省的头面人物。咨议局副议长、保路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罗纶，带着十多人，“代表四川人民”给王人文敬酒，说是要“谢谢护院对四川人争路的功德”。或许是担惊受怕了一整天，或许是心情郁结，几杯酒下肚后，平日海量的王人文就不行了。
这是地方行政长官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在铁路问题上表态，而且与中央完全不一致……
无人看家
时年47岁的王人文是云南大理人，与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日后《清史稿》的主要作者之一）交好，赵在1907年入川时，将王人文从陕西平调到四川，担任布政使（“藩司”）。四川与别处不同，只设总督而不设巡抚，所以，在别的省份一般为第三把手的藩司，在四川就是第二把手。
赵尔巽在这年（1911年）年初奉命调任东三省总督，照例要向中央推荐自己的继任者。包括王人文在内，所有的人都以为赵尔巽会推举王人文，却没料到，赵尔巽“举贤不避亲”，密折里保的是自己的胞弟、时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钦差大臣的赵尔丰，而王人文只是接任赵尔丰腾出来的川滇边务钦差大臣。虽然从官场级别上说，川滇边务钦差大臣还要略高于一省的藩司，但那毕竟是苦缺，要处理最为棘手的云贵川藏交界处的民族事务及边疆事务，而且多在高原苦寒之地。
赵尔丰在那位置上已经干了近三年，而且比王人文足足年长18岁，已经是65岁的老翁。细思下来，由他接任总督，倒也的确比王人文更有资格、也更符合“爵以赏功、职以任能”乃至排资格的组织人事原则。
王人文情绪其实很大，据说，在酒酣耳热之余，他甚至还抱怨中央：“丧服初满（指为慈禧和光绪服丧），即以巨款制戏具，以官职为市场，国事不纲，于斯极矣。”由自己的官场不如意，进而对整个组织、整个体制产生不满，在铁路国有、涉及众多利益调整的关键时刻，主持工作的王人文不仅不在状态之中，而且试图“挟路自重”，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彭芬，日后就认为王人文因对前途绝望“故不制止同志会之发展”。
王人文在保路同志会成立的当天，不仅接见了同志会的人，而且还“火上浇油”（郭沫若语），在他随后发给中央的电文中，端的是为保路同志会的声势添油加醋：“会时，人人号恸，人人决死，组织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求破约保路，四座痛号，哭声干霄”，“惟哀痛迫切之状，实异寻常。”
同志会成立两天之后（6月19日），王人文的举动再度震惊了中央：弹劾盛宣怀“欺君误国”，要求推翻与四国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
在这份弹劾折中，王人文详细分析了盛宣怀所签订的借款协议，几乎认为每一条都暗藏着“帝国主义的阴谋”，国权、路权几乎丧失殆尽，指责盛宣怀“欺我皇上之在冲龄，欺我监国摄政王之初为国际条约，故敢悍然肆其贪渎，置国家一切利益于不顾”。王人文提出，应该“先治盛宣怀欺君误国之罪”。
这是地方行政长官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在铁路问题上表态，而且与中央完全不一致。这份奏折的破坏力相当大，对既定方针的挑战，令整个行政体制进退两难，地方的手脚与中央的大脑脱节，导致离心乃至反叛势力趁机崛起。
在这份奏折中，尽管其对于借款合同的分析，处处透着对于国际惯例的无知与士大夫的傲慢，但是，对于内政民情的分析，却与后来的历史走向惊人的一致。这份奏折实际上鲜明地展现了大清帝国在那个时代夹缝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要与国际接轨，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员们殚精竭虑，的确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合同条款；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相对保守的传统官员，乃至更为保守的民众，尤其是当这其中还掺杂了官员与绅士们为了私利而对民意的操纵和煽动。
从“租股”的不得人心来看，川路公司管理层本无动员民众的能力与机会，如果王人文一开始对中央的决策持积极的态度，坚决压制川路公司少数高管（尽管他们动辄声称代表人民）的煽动，另一方面强化对民众的宣传，这次铁路国有就能如同中央预先推演的那样，顺利过关，农民能真正减轻负担，铁路能真正加快建设。
对于王人文的这份弹章，中央最后“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处理、不予答复，实际上也很难处理、很难答复。
但是，王人文却如吃了秤砣，铁了心要逆势操盘。就在为周善培老母祝寿喝得酩酊大醉的当天（6月27日），他又向中央代奏了《罗纶等签注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在这份文件中，罗纶等人全面分析了四国银行借款合同，认为“损失国权，莫此为甚。”而且，将借款合同未经资政院审核的程序缺失，上升到了“使人民生宪政上之缺望”的高度，指控“盛宣怀蔑弃钦定资政院章程，不以外债交院议决；又蔑弃钦定公司律，不容股东置一词”，因此提出“收路国有之命，川人尚可从；收路而为外人所有，川人决不能从”，要求“速将邮传部所订借款合同即行废弃”。这是四川方面第一次系统将保路与宪政挂钩，并鲜明地提出了“破约保路”主张。
至此，本来占着民生优势、足以获得民意支持、且快刀斩乱麻就能迅速处理的川路国有，被王人文的几次搅局败坏，连讨价还价的经济谈判的最佳时机也被错过。既得利益集团以政治手段为经济索偿保驾护航，却最后失控，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都顶到了死角上。
王人文等到的是预料中的结果：一个月后，中央再度下旨对其书面警告（“申饬”），并下令赵尔丰火速到任。王人文以牺牲自己政治前途挣到的，是巨大的名声，7月13日《大公报》就说：“署川督王人文居官以来，初未有赫赫之名，闻日前奏劾盛氏，痛论其误国殃民之罪，洋洋洒洒二千余言。诚可谓一鸣惊人。”
王人文这几招下来，尚未到任的赵尔丰其实已经失去了更多的选择，只能顺着王的思路进行，“公既主张于前，丰必维持于后”。
赵尔丰到任后，王人文交割了工作，进京述职。保路派们以“人民”的名义，要为他组织大型的欢送会，他倒也知道分寸，悄悄地微服离开成都，走到西安，就被陕西巡抚钱能训奉旨“双规”起来，准备解送到京问责，但随即爆发的“革命”救了他。民国成立，王人文受封为“辛亥八功臣”之一，他绝对没想到，为了发泄不满情绪的所作所为，倒成就了另一番功业。但那个逼他成为功臣的欲望——总督四川，却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了……（9）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
责任编辑：艾堂明 SF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