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时间：2010年10月9日
在我国大多数农村，想把村一级公益事业建设好，一直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像村儿里的路啊、桥啊、小水利啊，历史欠账多，让农民们自己花钱办大家的事儿，积极性也很难调动。可最近一段时间，在很多农村都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农民们宁愿放弃自家的利益，也要把村里的事儿给办起来。
一
这位是村民老周。他住在云南宣威市板桥村。这几位是村里的泥瓦匠。老周请他们过来，不是来盖房子，而是把房子拆掉。“安全占主要。”
原来，老周家门口的这条路，是村里的主干道。今年村里准备把这条路加宽，但为了让路，老周就得拆掉一间房。他心里能愿意吗？“不算什么关系这个，自己要使用上，路面一宽，对自己好，对大家对国家也好。”
这里是内蒙古扎兰屯市大坝村，这是今年村里为了刚刚铺好的路基。这条路基占了村民忠崇华的一亩二分高产田。要按正常的年景算，没了这块田每年就得少收入400块钱，但忠崇华没有向村里要一分钱的补偿款。“把这桥修好了，大伙也都受益，完了我自己也能受益。”
这是尖山村刚刚修建好的一条道路，石板底下是村民宋锡贵的祖坟。宋锡贵生活在重视传统的贵州山区，但他今年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说服全家族的人，让这条路从自家的祖坟上通过。因为这样修路的话，道路另一侧的农田和水渠就能保住了。“修这条路并没有伤害到我们家的祖坟，也就是从坟上经过而已，我们没想法，都是大家商量好。大家都满意了。”
大家都知道，房子和耕地是农民最重视的东西，擅动祖坟在农村更是天大的忌讳，究竟是什么让这几位村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呢？原来，他们所在的村子都正在进行着一项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的改革，这项改革的提出来自国家财政部，全称叫做——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这项改革有哪些特别之处，进行“一事一议”的村子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到贵州南部山区的瓮安县农村去看一看。
二
天刚一擦黑，村支书孙志祥家的小院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今晚，这里要召开一个村民大会。来开会的，都是贵州瓮安县河滨村的村民。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村里忙收割的季节，要想人到得齐，会议就得被安排在晚上。
开会讨论的，是要不要筹资修建村里的取水灌溉工程。
河滨村有3700亩耕地，5000多口人，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多一点，年人均收入只有2500块钱，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
除了地少人多，贫困的原因主要就是缺水。村里的耕地集中在半山腰的坡地上，平时灌溉就靠下雨。山脚下两里多远的地方倒是有条河，但因为村里没有引水设施，就只能靠人一桶一桶往山上挑，来回一趟至少一个多小时。
今年西南大旱，河滨村就在贵州旱情最严重的地方。六月份一个多月没下雨，村里又没有灌溉设施，三成的庄稼绝收。村民们最想的，就是赶快建个取水工程，可村里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因为粗粗算下来，如果要修个引水灌溉工程，要花400多万元，就算修一条简单的引水渠，至少也要花50万元。
建设村级公益事业缺少资金，不仅是河滨村遇到的问题。
最近一年，三农问题专家——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王卫星一直在各地农村调研村级公益事业的欠账情况。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从山东调研回来。“我自己的一个新的特点，我请他们(县里)给我留一本县志，提前打好招呼，我这一年多了，收集了这么多县志。”
农村问题头绪多，情况复杂，要想摸清各个村里的实际需求，往往需要了解当地从经济到地理、从历史到人文等各种情况，王卫星也由此养成了收集县志的习惯，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收集了二十多本县志。“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确实到了需要政府掏钱去支持，去做的时候了，国家的财力也都允许。”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2001年起，国家大力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了乡统筹和村提留，取消了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更是在2006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原来由乡统筹和村提留固定开支的“农田水利”等公益事业资金，没了来源。
这之后，农业部曾力图通过推行“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办法，靠农民自己协商，平摊费用来解决村一级公益项目的建设资金问题，但最大的推动难点，还是农民钱少，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尽管中央为此也投入了不少的惠农资金，可真正能覆盖到村里的也很有限。王卫星说：“但是比方说道路通村，它只到村委会这个点，它就不往下修了。等于在村级，我们说的标准术语，叫村内户外就没有了。这些东西，你要再修条路，就没有人管了。你要是搞一个绿化，也没有人管了。你要是处理个垃圾还是没有人管。这么多政府资金下去是不解决这个端口的问题。”
王卫星所说的问题，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不过在黑龙江，人们却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那还是在2004年，黑龙江很多村里的路都坏了，又没有钱修。收获了粮食却不能及时运出去，这成了农民们的一块心病。农民们商议着大家凑钱平摊修路的费用，可单凭农民自己钱还是不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黑龙江省财政当时测算了一下，如果一个村子有2000人，农民每人每年自己出12块钱，省财政每人再给补贴6块钱，这样每个村儿就能筹到3万6千块钱，用这些钱购买沙石修路，至少能解农民的燃眉之急。黑龙江省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孟凡军说：“这些钱当初的时候只是一种维护，比方说沙石路，每年夏季之后，雨水冲刷之后，我们只能拉几车沙子，买完沙子之后把路垫一垫，把排水沟清一清。”
虽然只能暂时排忧解困，但这却为日后推行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打下了基础。2007年，黑龙江尝试着用这种财政奖补的思路，在一事一议的基础上推动村一级公益事业的建设。像这个红新村，从修路、修厕所，到搞绿化，全是靠财政奖补资金的帮助实现的，村里还建成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活动站。
村民依靠民主决议自筹资金，政府再给予适当奖励补贴，共同建设村里最急需的公益项目，黑龙江省的尝试，很快引起了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的注意。王卫星说：“通过总结各地经验，通过财政资金的注入，实际上让这件事又激活了，重新做起来了，但是我们坚持老百姓在里头有充分的自主权，充分的民主的权限。”
2008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财政部投入2.5亿元资金，开始在黑龙江、云南、河北三个省份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中央试点。2009年，试点省份扩大到了17个。这一年，王卫星担任了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在他的办公室里，唯一的一张照片，就是他到陕西一个农村调研“一事一议”时拍摄的。“我说路修完之后，你们下一步需要什么。他说我们的饮水问题。我说可以来年做。我说如果路修完了，饮水的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第三步你们需要什么，他说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活动的地方。等于是一个文化的设施。我说还有没有，没有了，农民告诉我没有了，我们办了一件事，问出了两件事，第四件事都没有了。所以说农民非常朴实。”
村级公益事业看似不大，但在王卫星看来，只要是农民的事儿，就没有小事儿。“有一个(云南)老太太，给我印象特别深，她说最遗憾的是我们家老头命不好，在我们小广场修好之前，就走了，如果他能看到，跟我们现在一样，每天到这个地方来，跳跳舞，聊聊天，这是一个什么感觉，老太太发这种感慨，你说对他们重要不重要，我听了觉得很感动，我也感觉对他们很重要。”
就在去年，贵州省也成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省份。翁安县河滨村的村民们，也正是听说已经有其他村子申请到了财政奖补，修了路，修了水渠，才觉得自己的取水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希望。
他们的愿望能实现吗？
“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这个政策，试点时间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今年已经在全国27个省铺开了。
瓮安县是贵州最早开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试点县。开展试点以来，不少村子都想通过申请奖补资金，修建公益项目。前面提到的河滨村的引水灌溉工程能通过这个办法修起来吗？是不是每个申请都能获得批准呢？我们接着来打开问号。
三
在瓮安县桐梓坡村，这座建于100多年前的简易石板桥曾是村民出村的必经之路，每当雨季的时候，河水就会淹没桥面，村里的孩子上学最怕雨天从这里经过。村大院坝村民组村民黄良华说：“我家老三(三儿子)，他叫黄明，他小时候读书放学回家，在桥上蹦蹦跳跳的，(一不小心)扑通一声就栽(掉)下桥去了，(幸好)水不深，人一掉下去后就把这里碰出了这么长的一条口子。”
2009年，通过一事一议，县财政局奖补了修桥需要的钢筋水泥等物资费用，一座宽阔坚固的新桥现在已经建好，村民们把它取名为感恩桥。
这个变化让同属瓮安县的河滨村的村民们羡慕不已，他们也开始盘算着要申请财政奖补，来修建自己的引水灌溉工程。不过，要申请到财政资金的支持，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必须得经过民主协商。
今天，已经是村里为这事开的第三次会了。按照一事一议的章程，村民大会得有2/3以上的农户代表参加，如果不是村里特别重要的事儿，是凑不齐这么多人的。“你给我安在(土地)边缘上，我无所谓。你给我搞在我土中间，让我怎么整？”
这位村民觉得，搞喷灌就要在田里埋下输水管道，这会破坏他家的耕地。而按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基本原则，必须有超过半数的村民支持，项目才能作为村里急需的事业申报奖补资金。“不安在土中间你就不受益。不是以你个人意志为转移。这是好大的工程。国家的政策好。”
“大家事、大家议”。几番争论下来，终于有超过八成的村民同意修建引水灌溉工程。
不过这会议还不能结束，因为要申报“财政奖补”，村里必须先成立一个理财小组，一旦奖补资金批下来，没人管可不行。村支书孙志祥说：“第一个就是理财小组，五个人组成，这五个人就是：向石六，宋锡友，鹏之五，袁老七，吕大钟。”
由于“财政奖补”项目要涉及到不少钱和物资，所以往往需要选出村里威望高、大家放心的人，组成理财小组，监督并组织项目实施。“你们看行与不行，这个没关系的，这个当面说，这些人选出来公不公道，公不公正，大家提。”“我不得行哟，年纪大了，大家选个年轻点的。”
说话的人叫宋锡友，是村里的前任支书。他为人热情，做事仔细，威望又高，所以被大家推选为理财小组组长。尽管老宋一再客气，但村民们的拥护和信任，还是让他接下了这个委托。
理财小组一成立，宋锡友就牵头，将村民的意见整理成了书面申请，交到了县财政局。局长陈庭高说：“我们已经把它汇集出来了，现在我们提请我们领导小组进行评议。”
并不是所有的申请都能得到批准，只有经过专业评估，认为确属紧急重点的项目才能获得财政奖补。河滨村的申请同样要经过这个评估过程。
县财政局，联合当地水利、建设等部门，派专人到河滨村进行了实地调研。评估结果认为，河滨村的灌溉工程比较紧急，而且涉及的人口多，属于当地急需建设的村级一事一议重点项目。
财政奖补通常能按照工程报价帮助解决30%-50%的资金，但贵州贫困农村多，财政奖补力度就更大一些。河滨村这个工程，就获得了400万元的奖补资金，这些钱用来买施工材料和灌溉设备足够了，可是，要施工，还有125万元的工程费用缺口，这还得河滨村自己来解决。
四
财政奖补资金只用了两个多月就到账了，这让河滨村的村民们都很高兴，引水灌溉工程终于可以动工了，可自筹部分125万元的缺口，到哪里去找呢？
理财小组组长宋锡友算了算，财政奖补已经帮忙解决了大部分设备和材料费，还需要的这125万块钱，基本上就是找工程队要花的钱。如果不找工程队，自己干的话，就能省掉这部分钱。而且他听说，鱼塘乡不久前就是自己施工，没花多少钱，就修好了乡里一直想修的路。
可村民们自己干，能确保工程质量吗？宋锡友没去过鱼塘乡，我们专门到那里做了一番调查。
这就是宋锡友所说的，鱼塘乡通过“财政奖补”自己筹劳筹资修好的路。按市场行情估算，修这条路总共要花70万元，县财政局给鱼塘乡的奖补资金是30万元，要是请建筑队来施工，村民们至少自己得拿出40万元。乡长王勇说：“如果按工程做的话，第一，它要招标，招标的要产生一些费用，假如这个工程是六七十万的，招标费用要几万块钱，第二，如果是工程老板来做的话，他还从中赚一部分钱。”
能不能少花钱办大事呢？鱼塘乡的村民们决定组织起来自己修路。大家把这40万费用，按人头平摊成物资或人工，家境富裕点的捐款捐物，家境困难些的出劳出力。整整三个月，大家把这路修得是热火朝天。有人把自己的农用车、挖掘机免费开来帮忙，有人则义务帮助理财小组监督大家干活的质量和效率。就这样一条崭新的水泥路建好了。建设部门后来评估认为，这条路的施工质量，已经远远超过了70万元的建设标准。王勇说：“通过我们的群众投工投劳，再让国家补助点物资，那么现在我们的群众在质量方面，各方面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上面只花费了三十万的经费，就把这七十万的项目做好了。”
其实在贵州、云南等省份，开展一事一议时，水泥、钢筋等花钱的物资一般由政府承担，考虑到当地农民收入不高，一般都鼓励他们，出工出劳就可以了。河滨村理财小组组长宋锡友也准备村里人出用工出劳的方法，来解决这125万元的施工费用。
老宋算了算，125万元，全村每人要均摊250块钱，如果按当地市价一个人工50块钱核算，就是每人要均摊5个工。大家可以自愿选择，出多少钱出多少工。
村民大会上，老宋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可是，外出打工的人又怎么算呢？
老宋所在的新川村民组这个问题就特别突出，全组一共有256名劳动力，眼下有96人都在外面打工。人虽然不在，但他们的地还在，他们也同样是工程的受益者。出不了工，自然就得出钱。不过，这钱能不能要到，老宋心里没了底。理财小组成员说：“开会大家讲过了，关键是要通知，哪些没到的，哪些人在外头的呢，要统计出来，怎么通知？是电话联系还是带信？”
理财小组的这个会，就是专门讨论，外出打工的人怎么出资的问题。“在外头工作的，我们想以后，是不是也叫他们集点资，他也是受益，也是为了家乡，为了家乡做点贡献，到时我们张榜公布。”
最后，理财小组决定给所有外出打工的村民打电话，通知村里通过“一事一议”搞喷灌工程，不在的人要么出工要么出钱。听说村民李道学在省城贵阳干得不错，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他。“为了修我们上沟小龙水工程，要大家老百姓投工投劳。”
老宋告诉李道学，通过“财政奖补”主要的钱都已经到位了，只要村民们再各自出些力，村里这个大事儿就能办成。“一是出力，二是出钱，看你选那一种，如果是出钱，一个劳力是三至五个工，那两个劳力，就是十个工，就要500块钱。好，你们在外头节约一点，辛苦一点 多赚点钱。”
电话里，李道学很痛快地答应了出钱。可老宋还是有点吃不准。没想到才过了三天，李道学就又来了电话，说钱已经汇过来了。“李道学汇来的，交给经手人的。”
960块钱，这是李道学刚刚领到的一笔工钱，他全都寄了回来，比村里要求的数目多出了将近一倍。李道学说，这个工程乡亲们都盼了好多年了，现在他挣得多点，就多出点，不管走到哪儿，他李道学都是滨河村的人。而这番话，也这让老宋很感动。
事实上，在很多推行“一事一议”的农村，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在内蒙古扎兰屯市，为了支持村里修桥，外出务工的村民李广成，一下子掏出了13万元。“作为我个人，虽然我富了，我也想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富起来。”
在云南富源县，听说村里要修路，一家私营企业的老板掏了200万元，帮助村里把所有道路翻修了一遍。“我们企业的老板和大多数职工都是本村人，我们觉得这个钱花的很值。”
同样是在云南，这家食品加工企业，为附近农村“一事一议”工程提供了近百万元的建设资金。作为回报，当地农民也总是把最好的稻米卖到这里。
持续跟踪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情况的王卫星，也注意到了财政奖补以后，农民们对修建村级公益事业，积极性大大提高的现象。“村民在村委会主任，或者村支书召集下，大家来商议我们是不是要在村里办这么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是公益性质的，这种形式本身具备了，民主管理这种形式。是比较有特色的。其实我们很多财政资金没有采取这种模式。”
他认为，财政奖补的实施过程，有公示、有评估、有监督、有验收，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政府信用，这让老百姓信得过、企业信得过。“放大效应非常大。我没有做过太精细的测算。有些县给我的概念，如果各级财政能出一两千万，那它整个这个县(得到)五六千万干这件事是没有问题的。”
用王卫星的话说，财政奖补就是四两拨千斤。以河滨村所在的贵州省为例，2009年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一共投入了11.5亿元，但它撬动的企业和社会捐助资金，高达9.85亿元，这些钱一共建成了近6000个农村公益项目，1800万农民从中受益。
河滨村也一样，有了像李道学这样的村民相助，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筹资筹劳自己施工的事情就安排好了。不过，接下来，还有他们意想不到的问题。广告之后，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五
河滨村的灌溉工程开始动工了，村里通过招标买了管材和喷灌设备，村民们则开始挖水沟、建泵房。
可就在马上就要埋管子、立喷头，项目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的关键时刻，施工却突然进行不下去了。理财小组组长宋锡友赶紧拉上村支书孙志祥去解决。“因为这个工程呢牵连到我们几个村民组，也不是牵涉到一家一户一个的关系，所以说希望你支持。”
这个村民叫向志全。按照规划，一部分喷灌的输水管线要埋在他家的田里，这样走线合理也能节省管材，但是开工以后，向志全才意识到，挖沟必须要拔掉他地里的一片苞谷，他觉得自己的损失太大了。 “这些青苗，基本上要挖掉大半。你说哪个做得起现在。”
身为理财小组组长，宋锡友的职责是组织和监督项目实施，现在，他必须想办法说服向志全。“这个大家都是一个镇上的人，这个你要，要考虑我们大家，你是你利益，也是大家的利益，而且你受益大家也受益，大家都增加收入大家都富裕 大家都生活好过 这样就好啦。”
宋锡友是河滨村的前任支书，村里人一直都很信服他。老宋开口便说全村人的利益，讲民主，这让向志全，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如果说我真的不同意了，那么一个村都看不起我。这个我也慢慢想通这个问题了。”
在老宋的不断劝说下，向志全终于同意继续施工了。
在村里搞一事一议公益事业建设，少数村民想不通，或者有不同意见，这事儿常有。充分发挥民主的作用，是解决问题的法宝。
在云南省开远市乐白街道，财政奖补5万元给仁者村修蓄水池，结果却修出这么一个奇怪的蓄水池，其它地方都方方正正的，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呢？原来，当初只有这块耕地的主人反对修水池，但工程并没有因此而搁置，只是修建水池的时候绕过了耕地。村委会总支书记王朝明说：“搞了一事一议以后呢，作为(耕地主人)他本人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现在思想也通了，也同意搞了。”
既修好了蓄水池，又没有强占用耕地。推动一事一议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只有充分尊重每个村民的意见，才能让大家慢慢体会到了其中的甜头。内蒙古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满都村修路的时候，也曾遇到同样的困难。村支书刘廷江说：“这个组有50户，其中有一户说，这钱我不集资，这个路我原来走这么多年了都走过来了，我还继续走，这不要紧。你跟他讲，你集资部分和国家奖补部分，应该摊了多少米？比方说，五米，我就给你扔出来五米，在会上就给你讲清楚。他不会叫你扔的。”“就是在他家门口(留出5米)？”“对，肯定是要他在家门口，大家都谴责他，他自己脸上没有光，他的儿女还要反对他，他不可能(不同意)，虽然他在会场上说了几句犟话，但是最终反过来他这样倒积极了。”
六
话说贵州河滨村村民向志全终于同意村里在自己的田里埋输水管线了，这个矛盾一解决，河滨村加快了工程进度。三天后，输水管道基本铺设完毕，就等着县水利局派技术人员过来，安装喷头试水了。可这个时候，理财小组组长宋锡友又想到了一个新问题——一个喷头可以喷灌一大片土地，而喷到水的土地又未必是一家人的，这以后水费可该怎么收呢？还有，这些管道、喷头损坏了怎么办？怎么管理又怎么维护呢？村长说：“今天我们请大家来呢，主要是一事一议，我们这个喷灌的这两个村民组，今天主要是搞一事一议确定这个管护，我们的管护国家已经投资了在们这个地方了，我们要采取管护的措施。”村民说：“这排管子烂了，要好几个人维修。”“这个主管和支管是在哪家这段坏的，就由这几家人负责。主管就由大家出资来维修。这个必须要这样做。”
喷灌设备维护修理，大家同意按自己被喷灌的面积分摊，但一商议到水费怎么收，会场一下乱了起来。因为实行喷灌后，每家的实际用水量确实不好测算。“也不是按人头收，也不是按土地收，按你抽(水)的多少时间收。”“我的想法就是按每一个表头(水表)，每一家协商好，协商号几家综合付钱。”“我种苞谷我又不需要喷水，他们种蔬菜喷得多，我不喷水我就不应该拿水费钱。”
土地面积少的村民，主张按土地面积来收费；家里人口少的村民要求按人头收费；而家里人多田多的村民则希望按实际喷水时间的长短来收费。
眼看着这会是开不下去了。“已经提出了三个方案，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我们大家散会，我们如果还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还要开三次会。”
大会讨论不出结果，村支书孙志祥打算去找理财小组组长宋锡有，看看他有什么好办法。
村民家中各有各的难处。要解决河滨村这样的具体问题，往往还要靠村民们自己的智慧。
在云南宣威市，河西村同样严重缺水。地方财政挤出了一笔奖补资金能帮助修50座水窖，可全村有将近300户人家，水窖修到谁家呢？洛水镇党委书记张友诚说：“召集会议研究，把该给哪家，不该给哪家，先给哪家，这些标准定下来之后，再召集小组长会，群众会议，大家定下来之后，然后再张榜公布出来。”
为了这事儿，河西村理财小组前前后后一共开了5次村民会，群众自己选出了50户生活最困难也最急需水窖的村民。张友诚说：“老百姓他也就知道，我家为什么没有享受到，别人家享受的，大家心平气和，整个的关系就理顺了。”
在黑龙江五大连池龙镇发展村，每逢村民议事会议不下去的时候，他们采取的做法是，一个项目如果整村议不下去就分村民组议。村民组还议不下去就把议事范围缩小到项目的受益群体，能在哪个范围议成就在哪个范围建设。村委会书记庞友祥说：“比如修这条路，这条路是通往的村西的农田路，只有村西边的村民往这边走，所以议起来的时候，只有村西的这些村民来筹资筹劳修这条路；村东这些村民呢，因为他不走这条路，一年走不了一次，所以他就不能筹资筹劳。”
村民赵万一住在村东头，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很公平，谁受益谁出钱，比以往的按人头摊派要合理得多。
刚才提到的几个村子，项目推进虽然一开始都有争议，但农民们是最了解自己情况的，只要充分协商，他们自己最终都能找到圆满解决的办法。
那贵州河滨村的村民们，关于喷灌用水收费的事儿，最终能不能达成一致呢？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打开问号。
七
灌溉用水收费的事儿村民们争得不可开交，有人提出，让理财小组组长宋锡友想个办法。宋锡友想了几天，便开始在自家的田里忙活了起来。
他准备在县里技术人员安装喷头之前，先在自己的地里做一个喷灌的样板。毕竟，以前村民们了解喷灌，都是在电视里，谁也没见过实物。老宋琢磨着，自己先试验一下，一来可以让村民们亲眼见识见识新技术的威力，二来也可以实际测算一下用水量和灌溉范围，这样或许能找到更符合实际的收费方法。村长说：“大家看到这个工程，现在已经基本完工，大家认为这个有没有好处，大家一目了然。这四个村民组农户，对这个做(种)这个经济作物，起码要增收40%左右。”
老宋的喷灌样板果然奏效，村民们被这种新鲜的灌溉方式一下子吸引住了，村民们觉得和他们以往的提水浇灌相比，喷灌既省力又省水。水费的问题大家也开始不那么计较了。
村支书孙志祥决定，趁着大家的热乎劲，晚上再开一次村民大会商量水费的事。“打一亩田，才二三十块钱，我相信开二三十块钱完全就可以在地中间使了，有些开十来元钱也能得到收了，这个是在季节上(才用)，不是哪个时候都要用，是在天干了的时候你才用。”
对于村民疑虑最多的问题，一个喷头几家共用，水费难以计算，老宋说要几家人坐下来根据实际情况一起协商。“这个要按实际情况，你今天喷了2方就是算2方。你(水)表上有多少就是多少。反正牵扯到你这个表，如果是三家，你就三家来扯这个事。至于你三家，不管哪家用了多少，表上有十方就按十方算。”
道理也说了，实验也做了，现在该民主表决了。“按人头收费的，同意的请举手，我们数一下，两个，三个；同意按土地面积的举手，那么就只有一个；按受益的面积、受益的方数的举手，三十五个。”
收费的方法最终定为，按照各家的土地面积，结合实际的用水方数来收取，这也是绝大多数村民认为的最合理的收费方式。
村民们纷纷在这张纸上按下了手印。这种村规民约，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在农村，大家信守着一诺千金的朴素道理，按下手印，就意味着用自己的信用做出了承诺。
虽然灌溉工程还没有完工，但是在理财小组组长宋锡友看来，贴在墙上的村规民约已经为喷灌工程的竣工剪了彩。工程中遇到的所有难题，大家都想出了办法，少数村民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疑虑，也得到了化解。最重要的，是村民们再也不用为用水发愁了。
同样感到高兴的，还有瓮安县财政局局长陈廷高。“原来就是按照我们一种良好的愿望去给老百姓去设计，比如说给老百姓建一个大的、好的体育馆，但老百姓他不需要，他说我现在需要的是路，怎么改善我的生产环境，或者我最需要水，改善我的生活环境，这样一来我们的愿望和老百姓最急需的不能很好的结合成一个平台。”
每年瓮安县财政划拨出去的各类支农资金有几亿元，但从目前来看，效果最好、最受群众欢迎的就是这块资金量并不大，而且仅仅才实施了一年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陈廷高说：“老百姓要干什么我来帮你，怎么帮，财政奖补是最大的帮。”
在全国，在农民民主决议的基础上，2009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总共投入财政奖补资金185亿元，农民筹资筹劳和社会资助村级公益事业投入628亿元，建设项目25万多个。2010年，试点省份被扩大到了27个。预计2011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将在全国范围铺开。
八
这里国家财政部西侧的办公楼，三年来，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相关政策，都是从这里走向全国的。
在这里存放着这样两份文件。这是2009年11月20日和2009年12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针对“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政策做出的两次批示。第二次批示中这样写道，要增加财政投入，扩大试点范围，完善奖补制度，坚持群众自愿。王卫星说：“这件事不只是我们做业务部门是这么看，实际上国务院的领导，党中央的领导，也是给我们提出这样的任务，让我们作为一个制度创新，从这个层面上，去把握，去推动这项工作。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
在财政部的档案柜里，我们看到了各地汇报上来的“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事例。
在内蒙古扎兰屯市哈拉苏大兴村，村民们2009年初利用财政奖补资金，自己动手建起了奶牛托管所。全村近400头奶牛在这里集中饲养，实行机械化挤奶。按奶牛产奶量的不同，托管村民每年每头牛可以得到4000-5000块钱的分红。
在贵州安顺市欢喜岭村，村民们用50万元奖补资金购买材料，自己筹资筹劳，只用了两个月时间，就修好了村内所有道路。有了路，一下子吸引了20多家企业在这里投资建厂。原来的荒地，现在可以每年给村里带来150万元的收入，80位村民还变成了企业的员工。
云南老燕子村只有53户人家，不过村里的土地却被分成了1000多块，每户人家都有20多块农田，最小的地块只有1分多一点。纵横交错的田埂让大型农机没法工作。今年，经过村民们一事一议，村里的地被重新划分，每家按原有土地面积分到了两大块田。
在一直从事“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制定的王卫星看来，这项改革，不仅仅解决了农民的实际困难，帮助农民增收，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基层农村干部的素质。“规范了村干部的行为，要求他们必须按照民意去办事。”
农民们自主管理的民主意识提升，也同样是这项改革的意外收获。在节目播出前，我们回访了贵州瓮安县河滨村，在这里，不管大事小事，村民们都已经习惯按一事一议的方法协商解决。宋锡友说：“现在老百姓对我们这个“一事一议”基本上就是当口头禅了。一家一户有点邻里矛盾，有点什么纠纷，都是通过‘一事一议’，有什么事情，我们开会，一事一议，怎么办？就把问题解决了。”瓮安县委副书记瓦标龙说：“比如我们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你生产发展，我们也可以用一事一议来议，那么你生活富裕的问题，包括你新村的建设问题、你治安的问题、民主关系的问题，我们都是可以用一事一议来和老百姓议。”
仅仅三年间，中央财政奖补资金规模就不断提升，从2008年开始试点时的2.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约100亿元。目前，中央正在研究明年继续加大财政奖补的投入。王卫星说：“中央财政的40%值200个亿，这么大一个份额，地方财政，占60%，300个亿，这样加起来，500个亿，明年各级财政办这件事情，财政奖补资金能达到500亿或者更多这么大一个规模。”
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最新数据，2011年，各级政府对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奖补比例，将提高到50%左右。政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政府资助，农民参与，社会支持”的村级公益事业投入新机制，进一步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策划：姜诗明
本期主编：李洋
编导：杨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