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一个区域的名称。但在明末清初鼎革之际，“江南”有着特殊的涵义，地理上是指相邻的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而文化上，在文人心中更像是一幅心灵地图，是汉文化的核心区域。南明小王朝在此与清朝对峙。清军入主中国建立统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江南”的改造和治理。《何处是“江南”？》探研了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和内容，考察了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的过程中，如何从“道统”的拥有者，最终成为“大一统”的协从者。
□书评人 子班
文化“江南”的政治属性
江南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地理概念，特别是在讲到明清之际的时候，与其说“江南”是某些省、府的统称，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文化名词。
1664年（康熙三年），南明朝廷的兵部尚书张煌言被清军捕获，在杭州慨然赴死，刑场之上，他远望凤凰山，感慨道：好山色！可以说，这三个字就是“江南”，斯土斯邦的山水草木、风土民俗、人文学术，都在这一声感慨中蔚然勃然。即便是在家国覆亡之时，这其中也并不见丝毫的颓废衰败之气，相反，它包含了无限的自豪、眷恋和欣慰。斧锧之下，这既是士大夫的气节，也正是“江南”的气节。这样的江南，对于刚刚获取天下的清朝政府，自然是一个重大的威胁。
杨念群先生的新著《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讲述的便是发生在清朝统治者与江南士大夫之间的一场漫长角斗。清军经历了严酷的战争才征服江南的土地，但战争停息之后，文化思想领域内的斗争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这斗争有些依旧激烈，但更多的却隐而不彰，与历史过程中的显赫大事相比，几乎有些平淡了。
平淡也是一种自我选择。于很多明朝的遗民而言，战争失败、南明覆亡，恢复故国的希望逐渐失落，他们对于故国的忠诚，对于夷夏大防的执守，也便难免褪去种种激情，隐藏到漫长生活的常态中。他们著述、隐居、游历、纵酒、逃禅，选择不同，但都是在以不合作的态度来面对清廷。不过，无论那一种选择，长久的坚守都不容易，生计的压力、清朝政府的威逼利诱，这些都不可能视而不见。实际上，明遗民中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出仕清廷者绝非少数，他们的后代选择科举、出仕的就更多了。再后来，江南也就变成清朝太平天下的一个好去处，此地依旧山水明秀，人文荟萃，只是少却了许多锋芒，以至于清末的才士会怀疑，清朝的大儒们潜心学问，最初只是为了保命全身。这样看来，江南在这持久的平淡中，似乎是失败了。
而清廷的手段也发生了变化。清朝初年，清政府在江南曾屡次兴起大狱，以打击江南士人，最著名的如庄廷鑨明史案、丁酉科场案等，皆是如此。但杀伐能使人噤声，却不能使人心顺服，于是，杀头立威逐渐变成恩威并施。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拉着、抬着，也要把隐居不出的前朝耆宿们送去北京城封赏，明史馆的开设更使得许多遗民学者不得不自入彀中。这些并不只是招揽人心的手腕，因为清廷也认识到，要想确立统治，它不仅要征服江南，还需要获得江南的认同。
驯服“江南”与士林精神
与历史上的许多情节相似，征服者同化于被征服者，不久之后，出身江南的大儒们便开始夸赞康熙皇帝儒学明达了。固然，这并未颠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反而强化了这种关系，但也未尝不可视作是江南的一种胜利。
当然，这段历史，本无显著的失败或成功可言。始于对抗，终于交融，对抗固然充满血的气味，交融也并非投盐入水一般自然而然。相反，所谓交融，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动力多端，动机也各不相同。譬如，江南士大夫阶层经历了故国覆亡的悲剧，对于有明一朝的社会、政治状况，特别是对于士林阶层自身，不能没有深刻的反思。明代士人好讲学却学问空疏，尚气节却矜伐轻躁，美才情却行止浮靡，这些无不进入易代之际的批评视野中，也对清代士大夫的立身治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诚然，这种变化可以视作是士大夫阶层的自我成长，是文化江南的一种自觉，但正如杨念群先生在著作中所问道的，这些变化，难道不也是清朝政府所乐见，甚至所鼓励的吗？清廷当然不想见到自己的朝野中出现明朝那种朋党纷争的乱相，不会希望士林中有敢于抗声庙堂的讲学组织，江南风俗中的一些浮华之病，当然也是需要贬抑的。清代第一流学者纷纷投身到皓首穷经式的朴学研究中，与明代学术相比，空疏无学的毛病诚然没有了，经世致用的古训，却也无从谈起，这难道不是清廷文化政策的一部分吗？这算是偶然、共谋、还是历史的悖论呢？总归是纷乱难理吧。
杨念群先生的这部新作，便是从几个历史的侧面入手，对清朝政府与江南士林之间的复杂关系加以梳理。在我看来，这部书讲述的，其实是士林的精神，抵不住官方或者世俗的压力，终于异化得平庸顺服的故事。因此，一遍读罢，除了增益历史见识，更多的则是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