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张大春认为：“书法、古诗和小说相通之处，是自己找寻一个结构的关系、内在的关系。”
周舒
在北京交通创纪录拥堵的几天里，张大春在这座城市里做了若干次移动。他的日程排得很满，除了参加“理想国年度沙龙”之外，番外篇有好几场，讲乡土文学，讲小说复活，和小宝对话。
9月20日在北京大学的第二教学楼，台上的他侃侃而谈，台下的教室挤得满满，学生们贴墙站立固然不用说，每个窗台上也都坐满了人，而窗外是北京最大的一场秋雨。他讲的是“小说的复活”：“在历史所不能叙述之处，小说总是在无限次复活。”
在演讲意犹未尽地结束之后，张大春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在他看来，“在任何语言中，都要和熟极而流的语言作战”。10月，他的新小说《四喜忧国》和新版的《小说稗类》将由广西师大北京贝贝特出版。
第一财经日报：书法和古诗都是你的兴趣所在，这些和小说有什么关系？
张大春：最根本的关系是结构。我好多朋友的小孩都说，字写得难看，去问张大春。我的老师是王静芝，他的老师是沈尹默，不过其实我也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好。觉得自己的字丑，是因为笔画之间不照顾。想要好看就要按照“二王”的方式去照顾，那你怎么也写不过他们，恐怕要自己找一个照顾笔画之间的方法。
古诗也是一样，不管你写得怎样响，七古写得再汪荡，大概不见得能写过李白。所以不是比，而是那些典范放在那里，自己在典范里找到照应自己的典故和情感。
汉字千变万化，有时会形成特殊的“起对”，七言会有第三、第七，第二、第六重复的情况。好比有一句写娼妓的“好姻缘是恶姻缘”，我写了“寂寞人非澹泊人”，从这一句化出来，基本句法结构类似，提供字句之间逻辑，但起码我没抄别人。
书法、古诗和小说相通之处，是自己找寻一个结构的关系、内在的关系。
日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你的小说发生了变化，同时期的大陆作家也有这个变化，你怎么看？
张大春：我觉得是整体语境的变化。我会注意纲领式、口号式、习而不察的怪语言。好比我曾经听到大陆一位女士说，“鞍前马后地照应”，我觉得很新鲜。在台湾50年没有这样的说法，肯定这个说法在大陆有熟极而流的背景，究竟从哪儿来我不知道，但肯定有一个场合。
在任何语言中都要和熟极而流的语言作战。上世纪80年代特别令人感到乏味，先锋派常常有不得不叛逆的过程，不能穿透的社会禁忌越大，先锋的特征就会越明显。大陆的作品我在90年代初看得多一些，朦胧诗也看，为了要理解语境。
日报：现在你的本土读者群很稳定，有没有考虑一些被翻译的情况，有国际上的考量？
张大春：我有过几次接轨国际的机会。现在我的译本不太多，大概有英文、法文、日文和德文，都是因为朋友的关系。《野孩子+我妹妹》是听过我课的学生Micheal Berry翻译的，也就是在地铁上一握手就同意了让他翻译。
我对国际一点兴趣也没有。木心曾经讲过，中国人什么时候得诺贝尔奖呢，一是翻译比原文还好了，另外一个是瑞典人比中国人还急。
日报：对笔记有很多再挖掘，有没有算过自己读过多少本，最早的是哪一本？对诸子百家也有很多再挖掘，是有怎样的考量？
张大春：没有算过，有那个时间我都再看一本了。最早的也记不清楚了，反正《阅微草堂笔记》是国小六年级看的，之前应该还有，都是看热闹。
卡尔维诺整理过意大利的民间故事集，里面我看很多内容有他个人重述的因素。在诸子百家里找资源，写《春灯公子》这些春夏秋冬的系列，多少和这个有点关系，想为汉语的读者做些保留。以后我打算做一套自己的课本，一课8000字，一个学期16课，给我的女儿用。有的老师觉得她是个天才，看一遍乐谱就能背下来。但我觉得仗着这样的聪明也是一种学习障碍，她的数学是用背的，除法完全不会，我只能用自己的方法给她编一套课本，希望她20岁之前不是白痴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