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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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27
新望
“经理人革命”的由来
二战后，以福特公司为代表的家族企业面临着双重的压力：竞争对手越来越强大，市场争夺也日益白热化；公司规模膨胀，内部管理复杂，权力的分配与传承成为前所未有的新课题。老福特是伟大的创业家，也是杰出的管理者，但公司规模毕竟超越了他一人当家的能力极限。当他老去时，谁将再执权杖？
老福特的难题也是所有大型家族企业的难题。内忧外患之下，原有的“个人掌握一切”的公司管理模式开始逐步瓦解，所有权与经营权日渐分离，企业管理重心逐渐从“老板”向“经理”转移，职业经理人出现了。公司管理制度由此上演了一场“经理人革命”，公司发展也由此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
福特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是通用汽车公司。当通用卖给杜邦后，新董事会聘请职业经理人斯隆为公司首席执行官。斯隆在董事会的支持下，将公司所有者与公司管理层的权力进行了重新划分。斯隆是一个拿高工资的高级打工者，但他却拥有对公司其他管理人员的支配权和控制权。斯隆的理念和做法彻底颠覆了几百年来创业者 “一人当家”的公司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斯隆还创造了事业部制，将大公司的管理单元化、扁平化，有效地化解了大公司集中管理、集中决策带来的低效和风险。1955年，斯隆退休前夕，通用远超福特，创造了年产值10亿美元的商业神话。通用的成功对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普遍推行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从此，“管理”成为一门既时髦又实用的新学科。
福特公司和通用公司管理模式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前者的管理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之上，后者的管理建立在组织体制基础之上。这不是谁优谁劣的问题，这是历史演变的客观进程。由个人驱动的公司，只能是公司发展的初级阶段，而只有依靠组织和体制才能将其发展成为更加精密、更加成熟、更加庞大的公司。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管理学家钱德勒认为，当一个企业的高层和中层皆为领取薪水的经理人员所控制的时候，便可恰当地称之为现代企业。现代企业是相对于单个业主的古典企业而言的公司制企业。现代企业的出现既是公司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股份公司是典型的现代企业。股份公司除了要进行生产资料交易、劳动力交易、资本交易及地产交易等这些普通交易外，还必须进行另外两种要素的市场交易，即股票交易和经理人交易。
通过股票交易，形成了新的社会化资本——法人资本；通过经理人交易，形成了专业化的管理群体——经理阶层。为了降低股东大会的决策成本，股东大会交由公司董事会代理处分法人资本。董事会在保留法人产权的前提下，将日常经营权让渡给经理层，企业管理重心也就从老板转移到了经理层。由此，股份公司内部形成了以所有权、法人产权、经营权三权分立为特征的制度安排。这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也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且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概括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16个字。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同时指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主要实现形式”。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当代中国企业的公司化进程虽然不到30年，但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思路、清晰的理念。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化，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完成自己的企业制度革命。
“内部人控制”为何成为公司
新的隐患？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结构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在“经理人革命”70多年之后，20世纪90年代却出现了世界性的解雇经理人的高潮。2001年11月，庞大的美国安然公司轰然倒下。一系列欺诈活动将公众对大公司职业经理人的信任彻底击碎。紧接着，美国的世界通信、施乐、戴尔、雷曼兄弟，欧洲的帕玛拉特，日本的西武铁道，这些如日中天的大公司一个接一个出现了诚信危机。人们开始发出疑问：职业经理人能不能为公众公司最终负责？
“谁对公司最终负责”的质疑，本质上是对公司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质疑。迄今为止，任何一种治理结构都没有完全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因为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 “委托-代理”问题。经理人的道德风险由此而生，“内部人控制”成为公司新的隐患，经理人阶层的“败德行为”欲罢不能，层出不穷。
公司治理的根本命题在于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内部人控制”需要更多外部力量的牵制。公司治理的未来在于协调股东、管理者、监督者、员工、客户、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等相关利益方的关系。而这似乎又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公司的价值观到底有着怎样的排序？公司的最高利益究竟何在？看来，制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制度更重要的是价值观。
实践之树常青，公司治理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新问题需要新理论。所有的制度变迁背后都有着成本与收益的衡量，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痛苦的选择。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新望：本报研究院院长，经济学者。《公司的力量》CCTV2正在播出，同名书亦将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