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伟飞
古今中外，真正能“得君行道”者不多。在中国，宋代王安石和明代张居正便是此等人物。在西方，知识分子参政是晚近之事，而且多以顾问形式与闻，但亲密如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与肯尼迪，亦师亦友，也是少见的。在这种意义上，加尔布雷斯也可说是个“得君行道”的人物。
加尔布雷斯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农民家庭，可谓世代耕种。农民那种质朴的实用主义深深烙在加尔布雷斯的性格中。此外，父亲的政治热情也对加尔布雷斯产生巨大影响。老加尔布雷斯是一名政府激进主义分子，虔诚拥护加拿大自由党，积极投身于地方政治，一度成为所在县的县议员。加尔布雷斯之后的政治倾向多少也与此有关。
加尔布雷斯早期的学术履历，也与农业有不解之缘。1926年，他进入加拿大安大略农学院（后并入圭尔夫大学）学习农业经济学。不过，事实上，这五年接受的是“农业知识”教育。毕业后，不甘心当生猪定级员的加尔布雷斯又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系统地学习经济学。在诸多流派中，年轻的加尔布雷斯对凡勃伦情有独钟。凡勃伦是美国制度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理论庞杂而充满现实主义。加尔布雷斯后来回忆到，凡勃伦与他都是农民家庭出身，同样如饥似渴地学习，对于权威都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他承认，凡勃伦不是建设型人物，没提出什么经济学体系或给出详尽的社会与经济改革方案。但他认为凡勃伦是个真诚的怀疑论者，坚决反对弄虚作假。有意思的是，多年之后，加尔布雷斯在学界的名气已经如雷贯耳，但主流经济学家依然认为他并非真正的经济学家。因为加尔布雷斯与凡勃伦一样，也没有精确的理论体系，学术风格更像是社会分析。这也是后来，加尔布雷斯被认为是继承凡勃伦衣钵，成为新制度学派扛旗之人的原因。
拿到博士学位后，加尔布雷斯很幸运地进入了哈佛大学担任讲师，并有机会参与为政府献策。大萧条时期，由于需求急剧萎缩，美国的农民正处在破产的边缘。胡佛政府为了拯救农业和农民，投入巨款进行补贴，但无济于事。1935年，加尔布雷斯被派参加布鲁金斯学会一项为期五年的研究。他写了五篇关于新政时期农业政策的论文，论证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机构利用融资机制使农民摆脱困境这一做法的有效性。他自己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例如，根据商业周期的特点，为农民设计了一个巧妙的还款计划。
这个经历让加尔布雷斯第一次意识到，国家权力对于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其实，农民出身的加尔布雷斯从未觉得市场原则有多么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作为越来越弱势的农业部门，没有来自政府的支持，靠天吃饭是难以保持稳定的。因此从心态上说，加尔布雷斯天然地倾向于罗斯福新政。在理论上，他也热情拥抱凯恩斯主义。不过加尔布雷斯似乎从不全盘接受一种理论体系，他接受凯恩斯主义，也全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此后，加尔布雷斯为民主党政治家献计献策的热情一发不可收。二战期间，加尔布雷斯一度担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1946年担任负责德国和日本经济政策检查的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战后，他满腔热情为斯蒂文森竞选总统出谋划策。斯蒂文森落败后，加尔布雷斯另择“明主”，帮助他在哈佛的学生约翰·肯尼迪夺得总统宝座。加尔布雷斯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步入巅峰。他没有获得想要的参议员职位，而是出任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即便如此，肯尼迪仍把老师当作是最亲密的经济政策顾问，并允许他绕过国会和国务院直接“上密折”。
不过加尔布雷斯绝非沽名钓誉的奏折派，他的参政活动自有其政纲及内心价值作为指向。加尔布雷斯一生著述极多，42本书，1500多篇文章。不过，他的理论和主张在三部曲——《丰裕社会》（也翻译成《富裕社会》）、《新工业国》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中已有较完整的体现。从本质上讲，加尔布雷斯是一位学者、公共知识分子，而非政治家。现代意义上的“得君行道”，正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