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新闻，不是官员失踪，就是官员自杀。8月25日晚，河北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经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近来读新闻，不是官员失踪，就是官员自杀。8月25日晚，河北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经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两日后，江苏射阳县纪委监察室副主任戴某在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坠楼身亡。
据官方发言，王县长“平时性格内向，不善与人沟通交流，对各方面的压力心理承受能力较弱，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容易产生思想包袱。近期其岳母去世，加上工作压力较大，表现出抑郁症状，可能是导致轻生的主要原因”。射阳县警方负责人称，戴主任“生前患有抑郁症，自杀原因可能和抑郁症有关”。
吊诡的是，早在六年前，同样是射阳县纪委的一位主任，同样是在县人民医院跳楼自杀;2009年2月8日，走马上任仅仅一个月的射阳县地税局局长吊死在自己办公室里。经警方鉴定，这两位自杀官员生前均患有抑郁症。
真有这么巧合?不知道抑郁症所扮演的角色是真实的面纱，还是一块欲盖弥彰的遮羞布?若是前者，那么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状况极其堪忧，讨不到薪水的农民工还未来得及抑郁至死，被城管四处追打的小摊贩还未来得及抑郁至死，生活环境显然要好上很多的主任、县长大人们为什么杞人忧天，自取灭亡呢?难道抑郁症乃是一种所谓的“富贵病”，是局级以上官员的疾病专利?
与自杀官员感染抑郁症相对应的社会现象，乃是上访者、一些恶性凶杀案件的凶手，纷纷患上了精神病，被投入精神病院——其实，作为情绪障碍的抑郁症亦可归属精神病之列。这一对照，可见分明：对于一台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而言，那些严重扰乱了社会稳定的不明障碍物;那些变了形的齿轮、溢出了正轨的螺丝钉，如自杀官员，必将被打入另册，视若异类。而且，不仅要在权力上打倒他们，还要在道德上、智识上贬低他们，判定他们为渣滓、为病毒。若权力者充当医生，那么这些不合作者和反抗者将被诊治出什么病呢：没有哪种病症比精神病更加便宜而恰切。
能与其媲美者，只有在前苏联，执政者创造了一条罪名，名曰“社会寄生虫”，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诗人布罗茨基曾被处以此罪，获刑5年。所谓寄生虫，是指附着于宿主或寄主以获取维持其生存、发育、繁殖所需的营养或庇护的一切生物。所对应的政治含义则是，只要你不是一个国家的股权占有者，不是行使权力的主体，你都可能成为寄生虫，随时等待政治宿主将你抛弃、消灭。对比之下，精神病与抑郁症充其量是一种政治病理，“社会寄生虫”则直接上升到一种罪名，老大哥不愧是老大哥。
话说回来，不能说抑郁症与精神病，只是一枚政治专断的权力标签，贴在自杀官员头上，与人事有关，而与疾病本身无关。确实发生过官员因抑郁症自杀的悲剧。记忆犹新的一例是去年4月，四川北川宣传部副部长冯翔自杀。官方说法是死于悲伤过度，死于灾难阴影下的抑郁。据其死前所发博文，似乎有人在逼他，让他无路可走，“我的离去，让很多人快乐，让很多人舒服，我的存在，是他们的恐惧……”
我们不必担心官员患上了抑郁症，只担心他们死则死矣，死因却混沌不明;正如我们不必担心上访者与杀人狂都是精神病，所需担心的是，假如他们本不是精神病，却被指令为精神病，那才是更危险的征兆。比起官员的抑郁，权力机器的抑郁更令人忧心忡忡，一看到它们的形象代表一面眉目阴郁，一面“实话实说”，我就想起冯翔的那句博文：“我无法快乐，是因你不知我的悲伤有多深……”
作者为法律学者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