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掌握世界贸易并不是因为其进步的商业理念或优越的经济理论，重要得多的原因是国家干预的缺失……尼德兰的伟大成就不是组织，而是靠不受限制，或者说把组织化减少到最低限度。”
文/康慨
大国的崛起都是一样的，小国崛起却各有各的不同。前者当属命中注定，后者则要靠无数的因缘际会。大国以其人口数量、地理位置、疆土面积、自然资源、科技进步乃至教育水平，君临天下当指日可待。而小国人少地薄，若要称雄世界，必须仰天时，倚地利，谋人和，于种种天然的不利中拼搏求生。然而近代史告诉我们，成功的小国虽各有突围之路，但从大方向着眼，又往往殊途同归。其中勇力固然重要，但更值得一书的，当属制度设计与文化建设。
话说四百多年前，欧洲西部一片临海低地，有七省人民，自行宣布脱离西班牙国王的统治，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它地处欧洲三强--英、法、德的半包围之中，西北方向则面对浩瀚的北海与外洋，实在少有发展空间。而其国土竟有超过两成在海平面以下，没有什么矿产资源，只有遍布四境的风车，成为外来游客眼中的一景。可这些风车，原也不是用于发电--伟大的法拉第还要一百年后才会呱呱落地--而是为了排涝。
总之，这新生的共和国怎么看也不像会有大出息的模样，甚至它的国名，也只是土得掉渣的“低地”。没错，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仍以“低地国”的官称呼之，低地人民确也如此自称，音译为“尼德兰”。只有英国人以其中一省误称之为“荷兰”。这就是荷兰，国土仅约4万平方公里，仅及中国河南省的四分之一。
所以，小小低地国在17世纪的突然崛起，便多少有了几分戏剧化的味道。独立不过50年，尼德兰已经成了首屈一指的世界强国。阿姆斯特丹的规模扩大了3倍，到1648年已有15万人口，堪称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何道宽教授在赫伊津哈(1872?1945)所着《17世纪的荷兰文明》之译序中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17世纪上半叶，荷兰已拥有商船1.6万艘，占全欧洲商船吨位的五分之四，为英国的4或5倍，法国的7倍，相当于当时海上四强英、法、葡、西的总和。瓦格纳的名歌剧《飞翔的荷兰人》(一译《漂泊的荷兰人》)从鬼怪传说的角度，间接提供了欧洲对荷兰人以海为生持久而强烈的印象。
在此期间，荷兰文化也达到顶峰，是为“黄金时代”。举凡诗歌、戏剧、哲学、数学和美术领域，莫不豪杰尽出，斯宾诺莎、冯德尔、伦勃朗和惠更斯群星闪耀，泽被后世。荷兰不仅是西欧和中欧文化交流的中介，此时亦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
赫伊津哈说，在整个17世纪以及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荷兰的莱顿大学、格罗宁根大学和乌特勒支大学吸引了全欧洲的大学生就读，法、德两国学者亦纷纷来到低地国执教。
我再来举个例子。法国大哲学家和数学家勒内·笛卡儿曾侨居荷兰近30年，在此出版了他的大部分重要着作。其名言“我思故我在”便出自1637年在莱顿出版的《方法论》一书。
毫无疑问，尼德兰的突然繁荣堪称奇迹，正像我们现在用同一名词形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一样。奇迹终归也有原因，如我们前文所述，这原因莫非天时、地利与人和。所谓天时，即英国的近代化崛起尚未步入正轨，法国反动而落后，未来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在的神圣罗马帝国陷入内战，荷兰找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窗口。所谓地利，便是海洋。东进内陆无门，低地人民便把目光投向波涛汹涌的未知世界。“荷兰人宁可选择航海的危险，也不愿接受战场的风云变幻。”赫伊津哈写道，“但谁也不要把这样的人民叫做懦夫。”
不过，天时地利绝非奇迹发生的全部原因所在，历史上强邻积弱的临海小国数不胜数，试问又有几个创造出了荷兰这样的奇迹？所以最最紧要的还是人和。而荷兰式的“人和”正在其宽容。
低地七省“联盟的基础是中世纪市政自由的观念”，表现在经济政策上，便是我们今日常说的“小政府，大社会”，赫伊津哈指出，政府“不制定任何法律去控制爆炸性增长的商业和工业，虽然议会是全国最高的公共机构，它却无权干预经济生活”。
因此，“荷兰人掌握世界贸易并不是因为其进步的商业理念或优越的经济理论，重要得多的原因是国家干预的缺失……尼德兰的伟大成就不是组织，而是靠不受限制，或者说把组织化减少到最低限度。”
赫伊津哈断然否认了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用之于17世纪荷兰的企图：“许多历史学家还热衷去假设其他一些影响，比如资本家的思想、加尔文派的创业精神，现在看来是没有必要的。繁荣自然而然而地从中世纪的体制中流淌出来，从来就不曾有过旧体制被刻意摆脱、新体制受热烈欢迎的断裂点。”
想当初七省以政治协商立国，对经济无为而治，宽待学者、艺术家、异端和少数民族--荷兰从未对犹太人进行过政策性的迫害和隔离，这种宽仁的思想，一如从北海吹入低地的西风，经世不息，荡涤着那些重利轻义、唯我独尊、难容异已的肮脏风气。今天的荷兰，仍然保有世界上最宽容的社会，对大麻、卖淫、同性婚姻、安乐死高度容忍--我当然无意没有保留地支持上述全部行为，但我愿意无保留支持荷兰人的思想、纯朴和善心。
文化建设从来不是，也不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副业。与常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说法正相反，当我们回首历史，往往看到的是，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经济行为。封闭和压制的社会必然导致贫穷与落后，开放和宽容则带来繁荣与安康。我们今日往往奢谈大国崛起、某某模式或共识，其实这些皆为本不存在的命题。历史已经证明并将一再证明，大国的崛起殊途同归，只要正常行事，不压，不打，不批，不斗，包容海涵，自然会有好的结果。
赫伊津哈对17世纪荷兰的高度推崇，与他对中世纪自由风气的赞赏一脉相承。他是20世纪荷兰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文化史学者，他的几本主要着作，如《中世纪的秋天》、《游戏的人》和《伊拉斯谟传》皆已在中国出版。我要说，每本书都是语言优美、充满洞见的富矿。
当然，赫伊津哈不是经济专家，因此不肯用数目字来加以分析。对18世纪荷兰的由强而衰，我们知道，直接原因是17世纪后期与英、法两战皆败，但更深层次上，或许恰恰在于荷兰人纯朴的、小国寡民的中世纪自由观念对勃然兴起的、如狼嗜血的重商主义的落败。不过话说回来，低地人民并未因此失去太多。当一次次大战摧毁欧洲，当日不落帝国夕阳残照，德意志帝国土崩瓦解，民不聊生，众灵涂炭之后，西风仍然吹动着低地上的座座风车，点点红灯明灭于阿姆斯特丹的平静运河，荷兰式的宽仁依旧存活着，并更受尊敬。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