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鸣爽
“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像今天这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1630年，马萨诸塞首任总督约翰·温斯洛普，在横渡大西洋的赴任途中，对同船人如是说。380年后，虽然美国并没有如其创立者所设想的那样，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但它却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全世界人民的眼睛已经注视美国很长时间了。然而细究起来，从1620年的“五月花”号抵达新英格兰，到1776年的《独立宣言》，美国最初的150年历史，似乎只有随地吐痰再拿靴子蹭一蹭的牛仔、咿咿嗬嗬呼啸而过的印第安勇士，和酥胸半露大腿光洁的马戏团女郎——所到之处，男人们无不为之疯狂，在砰砰乱响的左轮枪声中，马戏团的大蓬车飘然远去，把男人的魂带走了，小镇得到的，只有动物的臭味和主妇们的怨气，经久不散。
但是这些西部牛仔片的素材，就是美国最初150年的历史吗？我一直奇怪，美国51个州，完全是东拼西凑的杂牌军，为什么它倒是铁板一块，反而南美成了小国林立、殖民者与土著杂居一处的景象？另外，所谓的现代国家，重点即在于政府垄断惩罚权，故无不禁止民众拥有武器。但是美国却以宪法第二修正案明文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在此基础上，却建立起冠绝全球的现代国家。且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联邦与各州虽吵吵闹闹，但是除了南北战争，再未见有哪个州哭着喊着要脱离联邦的。在国家数目越来越多的今天，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所谓的美国梦，我想，不仅是文化，不仅是个人出人头地的机会，更是对那一片土地上立国之本的认同。杰拉德·埃利奥特是这样评论美国的建国者们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开辟了一个新世界”。在我的理解，埃利奥特所说的这个“某种意义”，显然指的是政治体制方面。
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的《五月花号》，讲述的是两条船的故事：1620年9月6日，“五月花”号从英国朴利茅斯港起程，横渡大西洋，为美洲带去102名移民。他们将新世界的落脚点，同样起名为朴利茅斯；55年后，同样是9月，一艘名为“海上花”号的帆船从美洲的朴利茅斯起程，乘客是178名印第安土著，目的地是加勒比海的种植园。虽然都是乘坐帆船远离故土，但是不同却在于：前面的102人，自诩为“天路客”，要在新土地上按照他们自己对教义的理解，建立人间天国；而后者，却是战败后被贩卖的奴隶。
印第安土著的败北，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关于社会走向失败和衰亡，美国作家杰拉德·戴蒙德总结为“强敌在邻、友邦失势、环境因素和危机失察”。这四个原因都可以在印第安土著一方找到鲜明的注脚。但令作者颇为痛惜的是：英国殖民者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是抱着和平共处的态度与印第安人交往的。102名殖民者中，竟有52人未能熬过新世界的第一个冬天，之所以能活下50人，亦仰赖土著之慷慨。“感恩节”的本源随已渐渐被人遗忘，但它之所以还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亦可见殖民者当初感激之真诚。
然而形势比人强。随着移民越来越多，用小刀、烟斗和贝壳换印第安人的土地越来越多，引发了印第安社会内部的多米诺效应。被激化的矛盾不仅存在于土著与白人之间，更存在于土著的不同部落之间。最终，仅仅两代人的时间里，白人就从偷点土著玉米尚且惴惴不安心怀愧疚，到有步骤按计划地将反叛者清除出去，并将剩余者安置在荒芜的“保留地”，且心安理得。在生存和利益面前，“天路客”们的乌托邦理想的脆弱甚或虚枉。
如非由坚定而狂热的信仰所驱使，新英格兰的创立者断无理由抛弃旧世界的一切去新世界冒险。但是最终，他们在新世界里抵御住了乌托邦的诱惑。究其原因，无非内外两种。内因方面，因为美国的创立者在英格兰本来就是受王权和教会排斥的分离教派，所以他们很强调教会自治，并对统治者的权威天生反感和多疑。外因方面——如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所说——在英格兰，不同的意见会催生出一个新教派。而在美洲，其结果则是一个新殖民地。然而，这种因意见不同的分割并非没有限度。鬼魅般无时不刻的危险，无论是来自树林中的印第安人，还是来自海上的法国或西班牙，都要求各殖民地之间要有必要的联合和协作机制。
所以，对最初150年历史的解读，能让我们对于美国政体的基因能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包括前面所说的宪法第二修正案，以及联邦与各州之间复杂的权力分割。刘苏里先生专门为本书作序。在序中，他将美国的建国描述为“一连串意外事件”，这个解读显然是过于消极了。试想，如果历史也被盖棺以“一连串意外”的话，只怕就是当犬儒，也没什么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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