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
大漠入夜后，是失聪般的寂静、失明般的黑暗。在塔克拉玛干腹地的喀拉墩，杨镰探身起夜，从帐篷到茅房一共走了36步。返回时，用了46步仍没有摸到帐篷的边。他暗忖，“不好了”，赶快停下脚步，伺机再动。这多走的10步不是小事，“每往错误的方向走一步，死亡都在逼近一步”。在没有参照坐标的新疆荒漠，行走往往靠直觉，5度的偏差都有可能将人引向迷失和不归途。
这是杨镰西域探险过程的一段小花絮。20多年来，他47次深入新疆腹地，足迹遍布罗布泊、楼兰古城、小河墓地……“险境”和“发现”一直是伴随他西行的关键词。这些故事散落在他的纪实小说中，供世人一窥探险家化险为夷的幕幕神奇。
近日，杨镰带着修订版的《最后的罗布人》和《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现身上海书展。一米八的个头、花白的头发、结实的身板，说话声如洪钟，63岁的杨镰正是一副天生的“探险家”模样。意外的是，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他一早就声明：“我的工作不是探险，我是研究员，从事的专业领域是文献。”他倾向于将自己的探险之旅理解为西部人文地理考察。他发掘沙埋中的历史遗存，因为2000多年前，四大文明在此交通，打通了西域文明就打通了世界文明的历史走向；他忧思人与环境变迁的宏大命题：“中亚地中海”罗布泊百年间突然滴水全无。过去的家园真的在今天的沙漠吗？
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月前，杨镰刚从新疆实地考察回来。“西行”早已变成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而在未来，这样的行走更是刻不容缓。在新疆大开发的国家战略下，抢救沙埋文明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境地。“我希望在开发期到来时，西域丰富的历史文明能受到保护。”
追寻斯文·赫定的足迹
“新疆”和“探险”对杨镰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串起这个缘分的是一个叫斯文·赫定的瑞典探险家，他有“西域探险之父”的美誉。他震惊世人的最大发现莫过于在1901年揭开了楼兰古城的面纱。他的后继者们，包括毁誉参半的斯坦因，很大程度上只是在重走赫定的西域老路。同样，赫定也是杨镰心目中一根绕不过的标杆。
作为著名学者杨晦先生之子，杨镰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中学毕业时正逢“文革”，父亲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就对杨镰说：“你走吧，去远离北京的地方重新开始。”就这样，他招工到了新疆哈密的巴里坤军马场“接受再教育”。临行前，父亲的挚友冯至先生让保姆把热毛巾闷湿，揭下“红卫兵”贴在书柜上的封条，取出一本竖行繁体字的书送给杨镰。这就是斯文·赫定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
在4年的“牧马人”生涯中，杨镰沐浴在天山北麓的壮丽风景中，孜孜不倦地啃读着赫定和他的传说。《我的探险生涯》被翻了一遍又一遍，从旧到破，直至几乎可以背诵。“现在想起来，冯先生是有意识地培养我走这条路”。杨镰回忆，《我的探险生涯》勾勒出一副引人入胜的新疆人文美景。他的心早已追随赫定而去。他默默定下了一个目标：赫定走过的文明遗迹，自己也要重新标注。
1972年，杨镰入新疆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一个煤矿做基层工作。8年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招考研究人员，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入疆12年后始得返京。杨镰的研究方向是元代文学文献。这是一个埋首故纸堆的专业，与“探险”相去甚远。但他的西行梦并没有就此中断。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文坛流行知青小说。陈建功、张承志都在写。杨镰也手痒了。1983年，他在《当代》发表的《走向地平线》获中篇小说奖，稿费之外还有800元的奖金。拿着这笔钱，杨镰立马重返新疆，以塔克拉玛干为主线，对罗布泊做了一次实地考察。这一趟自在的穿行唤回了杨镰的旧梦，并一发不可收拾。
寻找失落的文明
一开始，杨镰也是在重走赫定的路线，他曾经11次进入罗布泊，4次入楼兰。这都是赫定和西域结缘的重要之地。他与迁居米兰的罗布老人热情交谈，希望从口述中寻得他们与赫定，以及赫定探险队中的罗布人——“向导”奥尔得克、“猎人”阿布都热依木、昆其康伯克的历史交集。他踏上过罗布人最后的聚居地阿不旦村；重新发现了封存3000多年历史的“上千口棺材的坟墓”——小河墓地；丹丹乌里克、额济纳、黑城、谢别斯廷、明水古城，这些赫定书中拗口的地理名词，被杨镰切切实实地踩在了脚下。
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后，杨镰对西域文明史有了更为深刻的感悟。“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过程，是人类文明史最有教益的内容之一。早在2000多年前，西域就充当了一条文明走廊。”而最早打通这条走廊的就是张骞。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寻访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出使未获成功，却沟通了中原与西域三十六国的联系和交往。而楼兰王国则占据了这条中西交通孔道上的咽喉位置，在汉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史籍中最早关于楼兰的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中记录了：楼兰，建国于盐泽边上，有城郭，兵弱易击。《汉书》则详细记载了楼兰的生态环境和人居状况。
关于楼兰最著名的故事与班超有关。他是东汉出使楼兰（当时名为鄯善）的第一个使节。鄯善王一开始以厚礼相待，不久之后，却有些疏远怠慢。班超敏锐地觉察出，鄯善王的政治立场在汉与匈奴间摇摆不定，定是匈奴也派了使节。从楼兰侍者口中诈得匈奴人住处后，他当机立断，带领36位随行壮士，乘夜火攻匈奴人驿馆，击毙100多名匈奴人，终使被震慑后的鄯善王重新归附汉朝，也为汉朝打开了再次通往西域的大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在中国掀起了第一股西域探险热。最大的成就就是楼兰的出土。1900年，赫定的探险队在罗布泊露营时发觉，挖井的铁锹丢失在先前抵达的一处遗址中，“向导”奥尔得克返回寻找，却在大风中迷失了方向。大风将他带到了一处更为宏大的古迹，他为赫定带回了一些精美的木雕和刻有文字的模板。“沙埋庞贝”就此出土了。
“楼兰的发现使考古界为之一震，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证实了《史记》、《汉书》的可靠性。延续百年之久的丝绸之路热，就发端于此。”同一年，斯坦因闯入精绝遗址，西域三十六国渐渐浮出水面。当然，西域的人文探险不仅仅在于论证信史那么简单。杨镰引用了季羡林的一段话：“全世界历史最悠久、范围最广泛、自成影响而又影响十分深远的文化只有四个，那就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再没有第五个了，诚然这些文化交汇之处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通过丝绸之路，各种文明在古代新疆交流，这样的痕迹一直保留到现在。
杨镰举了个简单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靠近罗布泊的新疆若羌县米兰镇接到了一封来自意大利米兰市的来信。来信的大致意思是，意大利米兰愿意和全世界叫“米兰”的城市结为友好城市。在这之前，意大利希望弄清楚，各个国家的“米兰”都是什么意思。很偶然的，杨镰得知罗布人语言中的“米兰”是“大河、河岸”的意思。巧合的是，意大利语中的“米兰”也有“河流”之意，这个词汇来自吐火罗文。“这说明罗布人和意大利人在古代曾有过交流，所以共享一个词汇。这对于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研究都是非常关键的。”
罗布泊干涸的启示
在营地拾柴时发现古代的烽火台；高速公路旁偶见古代军事要塞……“发现”在新疆这块宝地似乎俯拾皆是。文明遗迹就像散落在大漠的一粒粒珍珠，等待着杨镰去采集。但西域大漠最牵动他的还是这里的人和生态环境。
1984年，重返新疆的杨镰亲眼目睹，曾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军马场，草皮连马腿都遮不住了，草原退化了！2001年，杨镰告诉记者，“大漠之王”野骆驼现在只有10到20只，早已到了无法延续种群的地步。杨镰对野骆驼极为偏爱。当年，赫定向罗布泊荒漠进军，正是靠阿布都热依木追踪野骆驼，才找到了不冻泉“60泉”，为探险队储存了淡水量。如今，野骆驼和“60泉”的命运同样堪忧。
罗布泊的变迁无疑是西域生态变迁的最好写照。这个孕育了楼兰文明的“中亚地中海”到了1960年已经滴水全无。“罗布泊对于中华民族是非常重要的。从司马迁以降到清乾隆年间，罗布泊一直被认为是母亲河黄河的源头。一方面它是水量冬夏无增减的大湖。另一方面也证明，自古新疆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这条母亲河的虚拟源头，如今却滴水全无。
历史倒推至1876年，赫定第二次踏访中国西部，还能自在地在湖中划行。那时，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罗布泊错位说”在欧洲非常流行，他认为乾隆年间的中国地图对罗布泊的方位标记错误了。而赫定的老师李希霍芬则提出了异议。为了在“罗布泊位置”之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赫定带队重新穿越考察了罗布泊，论证了罗布泊是南北向游移湖的论点。不管如何，罗布泊那时还是“三河竞注”、水量丰沛的大湖。
“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济考察罗布泊，罗布泊水域面积还很大，考察队员划着橡皮船测量湖底地形，1960年左右，罗布泊开始干涸。”水没有了，绿洲也自然消亡。罗布人曾经兴旺的首府阿不旦最终沦为“弃婴”，罗布人百思不得其解。百岁老人热合曼追忆，以前这里遍是芦苇、胡杨和湖沼，现在只有沙包、碱滩、干河。
怎么回事呢？杨镰也不解。几年前，他带队考察罗布泊，两只乌鸦紧跟着考察队一直从库尔勒到了罗布泊，吃点人们剩下的冰渣子和土豆皮。“乌鸦为什么不怕人？因为在这一路上，有人的地方至少能给它们提供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而离开人对这两只乌鸦才真的是灾难。”在不同的场合，杨镰喜欢用“两只乌鸦”的故事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作出警示。他曾引用西方气象史学家100多年前的研究成果：塔克拉玛干地区有人活动的绿洲只能维持200年左右。
调研、考察、提出解决的思路，留给杨镰的时间非常短暂。新疆正面临西部大开发的有利契机，“中国石油地质之父”黄汲清就说过：“没有塔里木的石油、没有准噶尔的煤，就没有中国的21世纪。”
对新疆今后的发展前景，杨镰有清晰的认知。他并没有放慢自己的步伐，因为他认识到新疆必须面对的难题是：西部面临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必须引起普遍关注，而且丰富悠久的历史文明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