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
吴越有谚云：东有七房桥，西有七尺场。
五代时钱鏐自立吴越，一朝历三代，主张保境安民，后归降宋室，保全吴越黎民免于兵灾，致富一隅，留下自古繁华佳话，西湖至今尤有钱王祠供人祭拜。其后，钱缪子孙亦多散居江浙一代，人才辈出，无锡尤甚——这里的“七房桥”与“七尺场”均在无锡，前者指钱鏐之孙钱弘佐的后裔聚居的七桥房村，国学大师钱穆以及钱伟长即出此间，所谓“一门六院士”，即是指钱穆、钱伟长、钱易、钱俊瑞、钱临照、钱令希六人。这支源自北宋时期六世孙钱进，经由浙江嘉兴转至无锡湖头，又名“湖头支”，据说“七房桥”即得名于钱进所建七宅大院与七进院落；至于“七尺场”，则是无锡境内如今的“新街巷”，这支来自钱鏐之孙钱弘俶，据说南宋时十一世孙钱迪从吴兴迁至无锡堠山，是为“堠山支”，代表为传奇人物钱钟书父子。
孟子有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然而钱氏家族的杰出表现，却令人称奇，甚至引来日本学者池泽滋子著述研究，在《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中给予钱氏文人群体不菲评价。无锡的七房桥和七尺场，虽然同宗却不同支，但是共得清明灵秀之气所钟，走出诸多大家，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均有杰出表现。民间甚至做了如下总结：“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据说，钱氏宗族在元末明初即兴建“怀海义庄”，宗旨为“救灾周急，恤孤矜寡，排难解纷，兴学育才”。这一家族慈善机构和大多数中国旧宗族一样，目的在于确保落魄子嗣也能读书，钱伟长祖父钱承沛辞世之后，家境寒微的钱穆、钱伟长叔侄均受益于此。
1912年10月，钱伟长就诞生在七房桥村，当地还有条不足十米宽的小河“潇傲泾”。那一年，他的四叔钱穆从南京归家，因钟英中学停办而辍学，“年十八岁，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的钱穆几经思索，应邀为侄儿取名“伟长”，虽然“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是这个高中没毕业的乡野少年却从此走上自学之路，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在十多年后以《刘向、歆父子年谱》轰动学界，与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胡适并称国学领域的“北胡南钱”。随后，钱穆北上燕京大学授课，无意间也为日后侄子追随自己求学埋下伏笔。
19岁那年，钱伟长以历史、文学双满分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不料随即“9·18”事件爆发，日本侵占东三省。和当年渴望救亡的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钱伟长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他决定“弃文从理”，从历史系转入物理系——尽管入学时候数、理、化、英文四门课一共仅仅取得25分的成绩，当时清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却被这个年轻人的坚决所打动，给出了一年期限实验，事实也证明他们俩都没有错。
随后钱的遭遇就和那个时代的同侪颇多类似，1940年获得中英庚款会公费生资格，几经周折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主攻弹性力学并开始受到国际重视，据说论文曾经得到爱因斯坦赞赏。1942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钱伟长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担任研究工程师，与钱学森成为同事，同时也深获钱学森导师、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赏识，二人合作发表《变扭率的扭转》一文。
1946年5月，钱伟长以探亲名义回国，成为清华大学一名普通教授，内战兴起、局势艰难，据他自述当时一月工资仅仅够买“两个暖瓶”。钱伟长也成为“三钱”之中出国最晚回国最早的一位，期间钱学森曾经有意招募他前往美国特区研究所工作，但未能成行。
1949年后，钱伟长开始经历新中国的各种热潮，担任清华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同时成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并于1956年在国务院组织下参与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可谓达到人生一大高峰。但好景不长，随着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来临，“六教授”因言获罪，钱伟长未能幸免，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
这一待遇使得钱伟长在文革期间深受冲击，不仅职务撤销，无法授课，子女亦不能读大学，他的右派身份直到1979年才被中央下令改正，成为清华最晚一个摘帽的右派。钱伟长对右派平反经历未能释怀，日后在自述中曾表示：“清华大学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受阻挠达三年之久。”1983年1月，随着一纸“改正书”下发，钱伟长前往上海工业大学担任校长，也就是今天上海大学的前身。他曾表示：“从1957年到1977年约20年间，正值壮年而又较成熟的一段漫长的大好岁月，没有能善自掌握而白白消耗掉了”。
《钱氏家训》有言：“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曾经得到温家宝总理褒扬。钱伟长曾经多次表示自己没有专业，国家需要什么就是自己的专业，而他在文革期间解决诸多不同专业技术问题也被人讥讽为“万能科学家”，选择教育亦是如此，他在晚年曾表示：“我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国家需要的，我都干。”
随着“三钱”的离去，不少人再度感叹一个时代的结束。据说钱学森在病榻弥留之际，反复追问的问题竟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确实，新旧交替时代的精英从不同专业领域都让今人汗颜。之所以反复追溯钱氏家族与钱穆的脉络，不仅是为了证明基因学的必然，更多是为了寻找传承与记忆与家族乃至国家之间的隐秘联系。同是江南走出的诺贝尔奖得主高锟，也认为传统教育对他的一生起着重要作用，他认为自己是在文化乡土长大的最后一代，汲取传统养分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到长大了也孜孜不息。
1957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之下，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人撰写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随后这份意见引来暴风骤雨的批判与政治气候的转向。《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中提出了什么？“必须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科学家在哪里，研究工作就放在哪里” 、“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也许，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正隐身于这些五十年代的“右派言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