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考古中华”展上，包括中国最早的瓷器、最早的水稻、最早的小麦等在内的400多件出土文物，讲述了中华文明的最早源头
周舒
“这次展览能让大家看到更多论证‘5000年文明’这一说法的证据。”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考古中华”展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这样评价。该展览是考古所成立6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中的重头戏，高度密集地展示着中华文明从萌芽到繁盛的一万年间的方方面面。
400多件珍贵文物讲述的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骄傲和自豪。“仅汉代以前的，就有40~50件文物，是中国之最。”专精于秦汉以前考古的王巍这样介绍道。中国最早的瓷器、最早的水稻、最早的小麦……一甲子来考古的重大发现，看上去并不太起眼，却是中华文明的各种起源。
在王巍看来，展览最值得推荐的部分还是远古时代。“文明不是突然产生的，有胎儿到婴儿到儿童再到成熟的阶段，这次展览中距今一万年到五千年的时代就是婴儿阶段。了解文明，要从文明曙光之前的基础阶段开始。”而中华文明幼年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同样是展览的重头部分，“陶寺遗址证明我们在距今4500年以前已经开始进入文明阶段，有都邑、庙宇、王墓，都越来越让人看到文明5000年的实际存在。”
先解决吃住问题
“考古最重大的三个问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其中农业起源是文明的基础，没有人口的增加就没有定居点”。王巍说。先民在农业上做出了各种努力，“10000年以前，长江中下游有了水稻，8000年前有了黍。”碳化的水稻来自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而陕西西安鱼化寨的遗址中还找到了糜子、栎果、谷子。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比如碳十三和氮十五的结合研究，可以测定古代人们的食物构成，和现在比起来，无疑要单调得多。中原一代的陶寺、二里头文化，居民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肉食极少；倒是长江中下游的住民食谱里能见到鱼类，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则显出那里的人们以肉食为主。
“我们的考古优势在于，有广大的考古资源，也可以用新技术。从农业上来说尤其如此，植物在非原产地，考古学家只能研究传入的问题，但中国是很多植物的原产地，能够有更多的发现。日本的相关考古学家就很羡慕我们，他们技术很发达，但没有那么多可以研究的对象。”除了原产于中国长江中下游的水稻、小麦被普遍认为原产于西亚，在商代中晚期的河南二里岗遗址，可以看到那时小麦就已经基本普及了。
尽管对古人来说，肉食相当奢侈，但是“六畜兴旺”在中国仍有古老传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距今8000年的猪头骨很能够说明问题，其构造和现代家猪差别甚大，倒更像野猪。那可能就是先民最早驯化的始祖级的家畜。为了满足对食物的需求，先民们学会了制造工具，展览展出了1.5万年前华北的刃部磨制的石铲与弓箭箭头，这也是这些文物第一次和公众见面。
王城与王权
衣食足而知礼仪，古已有之。中国之所以称为礼仪之邦，“礼”并非只是简单的日常生活，而是贯穿整个国家的上上下下，这就是“礼治”。衣食住行乃至建筑形制，都是一个“礼”字。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城邦。王巍介绍，近几年来国际考古学界，除了重视用文字和金属来判定文明，也非常重视建筑、祭祀和权力的集中。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恐怕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城垣遗址。最初它被确定为龙山文化的超大型聚落，但上世纪90年代初发掘确定了中期城址，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从此考古转而探索都邑聚落。此次展览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展品，就是陶寺文字扁壶。在扁壶鼓凸面一侧朱书“文”字，有笔锋，疑似毛笔类工具所书。扁平的另一面有朱书一字，目前尚未确认为何字。其为上下结构，像一个人做跪拜状。有专家解读为“尧”字。“它是朱书写在壶上的，形体上和金文甲骨文是一样的。”王巍谈及这点，表情十分认真，“这就把文字的历史朝前推了一千年，长江中下游也有图画文字，但和甲骨文不是同一个系统。”王巍又停顿了一下，“当然文字是一连串符号连起来构成意义，但这两个字在形态上更接近后世的汉字，意义很大”。而陶寺遗址所处的时间，考古上推测在夏之前，很有可能就是上古传说中所说的尧的年代。
“在这个280万平方米的大型都邑里，有很多精美的墓葬，还能看到最早的陶瓦，这样我们可以知道4300年以前就已经有了瓦。”通过王巍的介绍，可以了解到陶寺遗址对于后世的都邑城市的意义。“遗址中还有一个物件，可能是观象台的基座，反映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尚书·尧典》里有关于观测天象的记载，如果这个观象台可以证实的话，就更加说明问题了。”王巍认为陶寺遗址反映的是权力的集中，“有最早的文字、最早的都邑、大型宫殿、高等级墓葬，反映王权的出现。”在他看来，“文明是个过程，中间重要的是权力的象征，可能没有金属，但是有王权。”
被视作“夏都”的二里头遗址，学界还存在一定争论。它同样也属于龙山文化，但究竟是否就是夏都，还有很多学者存疑。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地位，“从时间上看，二里头是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空间上相当巨大，300万平方米，已经有了物质空间，但欠缺文字确证。”陶寺出土了最早的石磬等等礼器，二里头出土的礼器更加豪华，绿松石的铜牌饰和龙形器至今看来仍然雍容华贵。
陶寺还有“邦国”的特征，较为地方化。二里头则呈现出中央集权的王朝霸气，“二里头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地区互相竞争发展而成的。”当时二里头文化是最高文明的代表，掌握了青铜器的合范制法，因而也被称作“最发达的青铜文化”。其文明波及的范围，向北可达燕山南北的夏家店文化，南及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西抵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考古中得到验证，”王巍总结称，“陶寺说明在夏之前已经有了发达文明，在4300年到4500年前，还会有一个阶段，我们还在探索之中。”王巍认为，中华文明还可以一直往前追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