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散人
扬州自古以来算是适宜人类生活的城市，那时候可惜没有联合国，不然，这个宜居城市的大名早就落到了扬州的头上。早前驾车畅游江南，虽然苏杭之地确实不错，但扬州也自有魅力，尤其是房价在我等从北京这种地方经过无数刺激的人看来，基本算是一种惊喜价位。有朋友在扬州开发所谓当地最高档的地产项目，正在古运河边，风景自然不必谈，坐于此处就能发人思古之幽情——该楼盘的价格只有京城房价的三分之一，自然更是令人欣喜的事。
说起思古幽情这件事，如果坐于古运河的岸边，有时候会想起两首诗。一首是胡曾的《汴水》：“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涛九天来，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更不回”；一首是晚唐诗人皮日休的《忭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两首诗所说的都是隋朝与隋炀帝的故事。隋炀帝是亡国之君，大致来说，所有暴君能够有的屎盆子他头上都有一个，摞起来的话在史书中足够壮观。隋炀帝这个“炀”字颇有意思，当年他击灭陈朝的时候，最终给陈后主的谥号就是“炀”。当时这位看上去风光无限的一统江山之主很是揶揄了一下陈后主好色、骄奢之病，只是后来自己这方面也没好到哪里去。后人有诗赞曰：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哥俩儿谁也别说谁。
大运河的开凿，在正统史家看来是隋亡的导火索与根源之一。胡曾的这首诗所说即是此意。在他看来，不体恤民力而强要开凿大运河，那锦帆未落的时候，干戈自然就已经成为亡隋的怒吼，隋炀帝江南巡幸的路自然也是一条不归路了。但皮日休则不同，他认为大运河的功绩其实是功大于过，只是由于有了一个“水殿龙舟”的事情才最终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要是没有这件事的话，隋炀帝大概就不是去地下找陈后主讨论“玉树流光照后庭”，而是直接可以进入圣贤之列，与治水的大禹共同分享冷猪肉了。
对一件事的事功，两个几乎同时代的诗人竟然有如此评价，当然算是一件颇有意思的事。自古以来，大的工程都是有两个视角的，一种是胡曾的视角，一种是皮日休的视角。有意思的是，最终的结局也同时支持两者的说法。上学的时候都曾经学过郑国渠之事，那是郑国为了消耗秦国的国力而设的圈套，结果倒是造成了秦国的强盛；而同样是秦国，倾全国之力修筑长城，最终也是成为灭亡之因。但长城到今天还是有用的，至少作为旅游景点来说，每年赚取的门票收入不少，其中当然也有不少外汇。从抵抗外人入侵到赚外国人的钱，不知道秦始皇会怎么想。
从大的历史眼光看来，皮日休们是有道理的，直到清末的时候，大运河依然是贯穿南北的物流干线。所谓北人南养之说并非是虚言，南方的物资与稻米，通过大运河输入北方，使得北方的物资储备能力大大增强。即使这种个人巡幸的行为居然能够有这样泽被万世的后果，估计隋炀帝确实可以与大禹论功了。
但这是从结果倒推的功绩，并非是真正可供评价的标准。开通大运河之时，动用天下民力几于半数，尸骨填塞荒野，而隋炀帝一片锦帆至扬州。在大历史的学者专家看来，那些人用尸骨铸成了后世的幸福，大概算是死得其所了。“一将功成万骨枯”都是可以夸耀的，千秋万世的惠民工程又如何不能大书特书？
只是纯属为了个人巡幸而造的工程与真正的惠民工程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无论是前朝留下而后世可以收门票、论证古代辉煌的殿台楼阁，还是这种勾连天下水系、泽及万民的大运河，只要是为了个人的游观，必然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故事，从中自然也不能有什么体恤民力的思想生发出来，必然会是功成而万骨枯了。历代修治工程，只要真是为万民万世着想的话必然不会如此，而事功往往并没有这种集中精力搞的大工程辉煌。
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不想当代万民疾苦而求万世之功的思维，不但体现在为隋炀帝翻案的诗文上，其实这种思维模式倒是很多年里一直在我们文化的潜意识当中，只要是为了更大规模的民众或者未来，很多混蛋的事情都是可以堂而皇之去做的，甚至还有人因此得到了很多人的景仰。不知道是否有人想过，如果我们真的是子子孙孙繁衍不息，我们的每代人都可以为不可知的未来而牺牲掉，就没人真的能够享受前人的成果，最终都是垫背的材料罢了。
（五岳散人，专栏作家，现供职于《中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