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我采写的《假“委员长批示”见报记》及《一波三折的“警察枪击无辜青年案”》等几篇报道。我注意到，网络媒体转载时，标题变成了《媒体“误报”吴邦国批示》之类。相当一部分网友留言认为，警察枪击“无辜青年”案拖延了6年才作出处理是“人治”的表现，更是司法的悲哀。更有评论分析认为假“委员长批示”是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自身故意放出的“烟幕弹”，目的是为了排除不当干扰。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假“委员长批示”绝非源自媒体的“误报”，更不是检察院办案人员为排除不当干扰放出的“烟幕弹”。在此，有必要对假“委员长批示”事件及相关案情加以说明和澄清。
1999年8月22日，海南省东方市大田乡发生一起命案，符亚红和哥哥王文安（出生后被送给同村王姓人家）被新宁坡村村民殴打，符亚红被打伤，王文安被打死。此案至今未破。
2000年7月24日，新宁坡村村民邢亚盖被警察开枪击伤。此案比较曲折，双方争议的焦点是，邢亚盖认为自己是无辜青年，而开枪警察认为自己是在执行抓逃任务时将其击伤的。公安局和检察院有不同的认定，具体内容参见我的《一波三折的“警察枪击无辜青年案”》。
2006年，《海南特区报》的报道中出现了“吴邦国批示”。开枪警察、公安局局长、纪委书记、派出所所长相继被判刑。证据表明，所谓“吴邦国批示”是捏造的。
有网友评论认为，不管“吴邦国批示”是真是假，警察枪击无辜青年被判刑是应该的。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目前掌握的证据表明，所谓“无辜青年”邢亚盖实际上难言“无辜”，也就是说，他至今都不能排除犯罪嫌疑。我在《一波三折的“警察枪击无辜青年案”》中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比如，“8·22”案件发生后，东方市公安局曾抓捕了几名犯罪嫌疑人，东方市检察院也批捕了几人。其中两名犯罪嫌疑人曾明确供述，邢亚盖参与了“8·22”案件。命案幸存者符亚红也指控邢亚盖殴打了自己和王文安。
如果邢亚盖有犯罪嫌疑，那么，警察开枪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法院原先认定的故意伤害也不会成立。事实上，东方市公安局政委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也明确表示：案子正在推倒重来，性质都会变。
捏造“吴邦国批示”背后的真问题是什么？我的判断是，海南省检察系统的某些人借助《海南特区报》的影响，谎称某领导人对邢亚盖的控告信作出批示，引发海南省检察院、省公安厅领导迅速作出批示，最终4名警察被追究刑事责任。
最离奇的是办案的琼山区检察院。主管“警察枪击无辜青年”案的副检察长王干和公诉人王昌泽，在本案尚未进入法庭审理程序时，为《海南特区报》记者复印了起诉书，还信誓旦旦地告诉记者：“有吴邦国的批示”。
《海南特区报》的同行提出要看批示，检察官说这是秘密，不能看。记者依据起诉书，到东方市采访了被警察开枪打伤的“无辜青年”等人，推出了《警察枪击无辜青年 吴邦国批示讨回公道》。
应该说，记者相信检察院，是有理由的。但是，过分相信，或把检察院提供的起诉书当成重要依据撰写报道，是有问题的。河南赵作海案提醒我们，我们对所谓“定论”应该保有必要的质疑，新闻报道必须建立在记者详尽调查的基础之上。
以《警察枪击无辜青年 吴邦国批示讨回公道》为例，《海南特区报》记者采访了“无辜青年”邢亚盖及其岳父，以及目击枪击案的一些人，然后依据起诉书完成了报道。报道涉及一些细节，如时任大田乡纪检委副书记的符光富（邢亚盖岳父符光华的兄弟）称，他曾质问是谁开枪？开枪民警文瑞强称“是我开枪了，我错了，所有费用由我负担”。
事实上，针对这一表述，文瑞强一直否认；在接受我采访时，符光华称文瑞强向他讲了这句话，而且“乡干部文能可能听到了，但文能是文瑞强的亲戚，不会承认”。如此看来，文瑞强的“道歉”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说法，且没有第三方能证实。我个人认为，“道歉”说应该保持质疑，而不能直接采信。
再者，关于邢亚盖是不是“无辜青年”，记者应该进一步向公安部门、相关当事人调查了解，最起码的，也应该向受害人符亚红进行求证。如果记者依据公诉书撰写报道，应该明确交代消息来源，如“检察机关指控”或“公诉书”说。
在所谓“吴邦国批示”被证明是假的之后，王干和王昌泽矢口否认曾向记者说过批示的事。
海南省公安厅曾对此进行调查，结果却成了无头案：记者说是办案检察官说的，检察官却坚决否认。总之，调查结果是没有结果，不知道这个批示是谁说的。海南省公安厅和海南省检察院协商后，把责任推给了《海南特区报》，认为报社把关不严。
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琼山区检察院把这篇报道及其他媒体转载的报道、发表的评论共61份，当成指控三名警察犯罪的证据。
应该说，琼山区检察院具有高度的创新精神：把起诉书用新闻的方式包装一下，就变成了证据。如此说来，以后检察院公诉的案子都可以不用搜集证据了，证据就是新闻媒体的起诉书。这岂不荒谬至极？
如果说，假“吴邦国批示”是检察官故意放出的烟幕弹，那么，这个烟幕弹绝非是为了“排除不当干扰”，而变成了混淆视听的工具。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