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洪水又一次席卷南方，滔天浊浪再次唤起人类对洪水的远古记忆，毁灭与拯救，这始终是洪水与人类之间的主题
徐佳
《尚书》记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尧遭洪水，遣禹治水。禹治水有功，受禅为王。其子启世袭，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悠悠中华历史，起点绕不过关于一场“洪水”的神话。而在随后中华文明逐渐向前发展的4000年里，洪水的记忆从未消退。多少古城就此掩埋，多少王朝就此覆灭。
毁灭与拯救，人类与洪水总是处在不断循环的斗争主题中，其中围湖垦田的壮举最为典型。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教授解释：“所谓的水灾，与区域开垦有关。想把水约束住，所以筑坝。之后才有决堤的可能性，于是才会治水。”治水史的源头就是一部垦田史。
寻阳古县：淹没千年的汉城
一月的九江，水束如带，寒风掠过芦苇，两岸的浅滩渐渐显露。此时在距离九江市区约8公里的七里湖内，一年一度的枯水季节悄悄诉说着一个千年未解的秘密：六朝古城寻阳城就沉睡在这湖中。
在七里湖的湖水边，瓦块、瓷碟的碎片四处散落，俯拾皆是。很难想象，这座被湖水淹没的废墟曾经是2000多年前繁华的汉城，如今只有在枯水季节，才能小露真容。
“这个古城遗址有3平方公里之大，出土的钱币、瓦片、铜器多为汉晋特有。它所在的位置正好和史书记载的寻阳城方位一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如何判定为六朝古城？“它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文化堆积层只有0.3~0.5米，但考察发现堆积层仍然非常丰富，足以判断它的年代。”樊昌生介绍，除了房屋基础，在七里湖围坝的坝基下，还发现了一处古钱币窖藏，出土的古钱币包括“秦末、西汉、新莽、东汉、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各个历史时期“官铸民造”的古钱币，时间“跨度700多年”。
居民的生活痕迹也一目了然。考古专家发现了陶瓷作坊遗址、陶瓷窑遗址、砖窑遗址、水井遗存、殿堂遗存和大批墓葬。生活用具如陶质或瓷质的罐、钵、缸、镡、瓮、壶、碗、盘、盅、碟、瓷砚、铜钱等成批出土，建筑材料如弧形板瓦、半圆筒状筒瓦、圆头瓦当以及花纹砖、铭文砖、纪年砖，如“大通元年”的板瓦、“咸和元年”的铭文砖也透露了历史年代的所属。
在史籍记载中，寻阳是汉晋时期尤为重要的一座城池。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分淮南置庐江国，领县十二，寻阳为其一。永兴元年(公元304年)，西晋惠帝划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立寻阳郡，郡治柴桑，隶江州。《宋书·州郡志》又记载：晋惠帝元年设立江州，“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寻阳”。在此后历经两晋、宋、齐、梁、陈诸朝近300年的时间里，寻阳城一直为柴桑县、寻阳郡、江州三级行政之所，乃兵家必争之地。
提及寻阳的典故，最为人所知的还要算“三国”。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备派诸葛亮只身前往柴桑城见孙权，说服孙刘联手，共抵80万曹军。这次会面不仅成就了赤壁之战的经典传奇，也奠定了整个魏晋历史的走向。而柴桑城就是寻阳城。
这么一座要道，关于它的记载却在隋以后彻底消失。至唐代，靠近寻阳城的湓口城取代了其郡治州治的地位，易名浔阳城。可六朝古城寻阳却不见踪影。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在七里湖筑堤时，发现了大量的瓦片、陶器。考古学家也开始实地考察寻阳的遗址，并发现赛湖村的马鞍洲、七里湖、鹤问赛一带均有古城遗物和遗迹，面积约3平方公里。考古鉴定为“六朝寻阳城址”。寻阳城消失的秘密终于解开：约2000年前，它被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
同是庐山脚下的都昌县，也有一座古代城池，与寻阳城有着相似的命运，那是枭阳古城，沉睡在鄱阳湖中。
提起枭阳，都昌无人不晓，“沉枭阳，浮都昌”的传说在这里代代流传。枭阳自汉高祖6年(公元前201年)设立，为汉十八县之一。至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撤销，历经600年兴衰。如今，只有在候鸟到来的季节，鄱阳湖退出一座座湖中小岛时，枭阳城才能偶立眼前。
“从考古发现来看，它比寻阳更加繁华。”樊昌生对于鄱阳湖边的这座古遗址很是自豪。“比起寻阳，它有明显的街道痕迹。房屋基体更大，建筑体量也大。一块完整的瓦当有40~50厘米长，可见建筑的气势。”
[ 比起黄河大水，长江流域的所谓水灾其实与区域开垦有关
治理黄河的得失常常成为评判当政者的依据。而在历史上，两个朝代的衰败和覆灭也与黄河决堤不无关系 ]
枭阳古城地势开阔平坦，面积约1平方公里。城址文化层堆积有的达1至2米，地表暴露有大量绳纹板瓦、筒瓦，并发现有万岁瓦当、长乐未央瓦当、陶网坠和陶片等。城址南端有残存人工修筑的土城垣。城内东侧有手工业作坊遗址。城址以北山边高地有汉墓群，墓室内用对角纹、网线纹砖砌成，并发现“永元七年三月十四日”的纪年砖。
繁华如斯的枭阳城又为何沉入湖底？据史书记载，到刘宋永初二年（公元421年），枭阳县因水浸而被撤销。东晋末年的商旅通途和军事要地被江南的湖口所替代。樊昌生解释：“长江历来难治，它和鄱阳湖河道都不在现在的位置，以前的出水处更高。由于长江倒流，彭蠡湖盆地发生沉降。长江和鄱阳湖的水位提高，沿水而治的枭阳城和寻阳城逐渐淹没。百姓不得不弃之而去，迁移到地势更高的地方。”
黄河改道：覆灭了两个朝代
站在孤岛中的枭阳城头，环视宽阔浩渺的鄱阳湖，不禁想象，这脚下的千年古城，曾经历了如何壮观和惨烈的洪水来袭。房屋被淹，家畜四散，百姓逃亡，古城终灭。
自尧遭洪水起，中国历史与洪水始终相伴。“除了地形地貌的改变，中国历史上的大洪水一般来说跟气候和降雨有关。”南京水利科学院水文水资源研究所骆承政介绍。他统计，自公元前206年西汉到晚清1840年的2046年中，较大洪水灾害共计984次，平均2年左右就发生1次。可以说，洪水史在中国历史上有抹不去的痕迹。
其中，黄河是洪水灾害最严重的一条河流，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花园口扒口南泛的2540年间，决口泛滥的年份达543年，较大的改道26次。“黄河是地上河，如果决堤，就是泛滥一大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满志敏教授解释古代君王治理黄河的重要性。它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向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黄河携裹大量黄土淤泥，所到之处，泥沙沉积。耕地破坏，寸草不生。这种次生灾害是其他水灾无法比拟的。”因此，黄河决口是堵是疏都刻不容缓。
治理黄河的得失常常成为评判当政者的依据。而在历史上，两个朝代的衰败和覆灭也与黄河决堤不无关系。公元11年，王莽建国第三年，黄河发生第二次大徙。“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原来沿一条河道往北流向今天津入海的黄河，淹了大平原的南部。它一分为二，一条仍是往北的旧河道，另一条则汹涌地向东南流入淮河。
当时，王莽因为河决东流，可使他在元城的祖坟不受威胁，就不主张堵口，听任水灾在今鲁西、豫东延续了近60年，死伤无数。黄河携带大量淤泥顺流而下。在西北，水流湍急，沿河淤泥被冲下。进入大平原，黄河水流放缓，淤泥沉底，河床逐渐高于周围的农村。幸存者逃离了水灾区，但临近省区却没有足够粮食供应，导致饥荒蔓延。山东东部兴起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们用赤色染眉，一路抢掠，史称赤眉军。公元22年，王莽派大军在冬季进入山东剿灭叛军。但战斗中官军战败，将领被杀。王莽和新朝气数皆定。
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覆灭也和黄河改道有蛛丝马迹的牵连。1855年6月，黄河在河南省兰阳铜瓦厢决口，先向西北淹到封丘、祥符各县村庄，又往东漫流至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分成3股。这次决口，是黄河第六次改道，也使黄河下游结束了700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湾入海。
黄河决堤后，清政府下令“暂行缓堵”，既不积极抢堵，也未完全放弃堵口，在“改道”与“复道”的主张上犹豫不决，只是劝导地方民众筑埝御洪。清政府不愿聚集民工筑堤修坝，有一个不可公示的忧虑——十几万民工聚集河岸，如稍不留意，必引祸乱。“改道派”翁同龢在罗列黄水南注“二大患五可虑”中，其中一虑即是：“颍寿徐淮之地，好勇斗狠，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顾虑淮北，却忽视了山东。黄河北决后，捻军长驱直入山东，引发了山东大规模的民变，幅军、长枪会、河套军、白莲教四起。在内忧外患中，清政府的中央控制力也渐渐式微。
提及黄河水灾，不得不提蒋介石1938年扒开花园口大堤，以阻日军西进的历史。1938年，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蒋介石主力部队有被日本围攻的危险。为了切断后方增援，日军土肥原14师团2万先头部队强渡黄河，攻打兰封。蒋介石调15万人阻击土肥原，却因镇守兰封和开封的两位爱将桂永清和黄杰不战而逃，丢了两座重要战略要地。郑州岌岌可危。
为了得到军事上的喘息机会，6月，蒋介石命人挖开了花园口大堤，黄河冲泻而出，一发不可收拾。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日军虽因深陷黄河水中，延缓了进攻，但这次洪灾，令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黄河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直接淹死的群众就多达89万人，惨烈之极。返回大陆后，蒋介石绝口不提花园口、黄泛区两词。这也成为他一生中道义上最大的污点。
长江治水：一部南迁的围田史
与黄河泛滥不同，骆承政告诉记者，长江流域的洪灾与气候有直接关系。它的诱因一般就是大暴雨。长江流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西南季风和东南季风均可进入。长江降雨量丰沛。一旦进入汛期，雨带南北摆动，长江就很容易涨水。“比如这次的江西，鄱阳湖盆地地势低。赣水、抚河，武夷山区的水下来后，鄱阳湖水系水位顶破，地面径流不能及时排除，容易造成大面积涝灾。”
在明清之前，史书中关于长江流域的洪灾记载较少。“三次南迁之前，中原人口主要聚集在北方。南方鲜有开发，即使有水灾，统治者也不重视，记录自然较少。”满志敏解释。
根据骆承政主编的《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1153年的洪水是长江流域调查发现最早的一次特大洪水。该年洪水主要来自花江、涪江及嘉陵江中下游。史籍中涪江的三台、遂宁、花江金堂、嘉陵江的合川，均有关于这次洪水的文字记载。渔川府(三台)“江没，浸城内外民庐”，遂宁“夏大水，庙毁”。金堂“县城冲，毁坏庐告数干”。合州“癸酉涨江之遗迹，旧有监乐堂，水至毁矣”。
1788年长江上游特大洪水，荆江大堤发生严重溃决，决口22处，荆州府城(江陵县)四门俱冲塌，城与大江相通，一片汪洋，淹毙人口万余人。据《荆江万城堤志》记载：“堤自万城至询路口决22处，水冲荆州西门、水津门两路入城，官庶民房倾绳殆尽，仓库积贮漂投一空，水渍丈余，两月方退，兵民淹毙万余……诚千古奇灾也。”由于荆州地位重要，当时又有满军驻扎，大堤溃决，乾隆皇帝大为震怒，当年七月至翌年三月连下24道谕旨，严厉查处对大堤督修不力、严重失职的地方官员，此后荆江大堤由民堤改为官堤，每岁拨专款修守。
“光绪壬午年水灾”在地方上广为流传。据历史文献记载和洪水调查证实，在大别山的东南侧和跨江的皖南山区发生过一场很大的暴雨洪水，“蚊洪所过之地，沙石弥望，庐舍荡然无存，田畴亦压荒殆尽”。湖北、安徽、浙江3省29个县遭到严重洪灾。当地耆老提起“光绪壬午年水灾”，至今犹然谈虎变色。
骆承政认为，长江流域的水灾是季节性的，且长江水量丰沛。当大水来临时，根本没法作为，老百姓只能听天由命，暂时躲到地势高的地方。“有的地方在道路两旁种了一些白杨树。如果大水淹城，无法判断何处是高低，就顺着白杨树的方向逃生即可。或者逃难前，大家用绳子将家里重要的东西与坚固的城墙拴在一起，等水退了再捞出来。”
而在曹树基教授看来，水灾是局部的、短暂的。虽然会致人死亡，瞬间破坏力大，但它并不是毁灭性的。原籍江西的他从小见惯了水涨水落的情形，练就了大水中处变不惊的本领。“水来了，我们就站在高一点地方，比如桌子板凳上，根本不会惊恐。比起旱灾的持续性和毁灭性，水灾是短暂的。我们处在东亚季风区，雨量大体有限度。退水之后，土地依旧，秋季农作物可能长得更好。水灾有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比如疫情，比它本身危险性更大。”
比起黄河大水，长江流域的所谓水灾其实与区域开垦有关。“它本是一大片连绵水系，人们围田筑坝，有了堤才有决堤的可能性，才会治水。”
要弄清楚长江的“水灾”起源，就不得不提到云梦泽。在湖南省华容县以西的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有一“华容隆起”，其北侧至汉江以南的广大地域，在古代统称为云梦泽。秦汉以前，云梦泽是连绵不断的湖泊和沼泽，长江流至，江湖不分。全盛时的水面总面积达26000平方公里，成为长江和汉江洪水的自然调蓄场所，因此“江患甚少”。
随着淤泥的堆积，从汉开始，人们逐步垦殖开发，并开始修筑堤防保护耕地。南朝时期，洲滩围垦日多，使得云梦泽的水面面积锐减近半，逼使荆江河段水位抬升，江水倒灌入洞庭湖。洞庭湖由此壮大。宋时，黄河先后两次大的决口，迫使人口大量南迁。此时，云梦泽已被大面积洲滩取代，人们在荆江北岸分段修筑的堤防，形成了今天荆江和荆江大堤的雏形。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三次中原人口大规模的集体南迁，分别发生在西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后。南方人口逐渐超过北方，中国人口地理分区的中心也由黄河流域移到了长江流域。人们一方面围田垦荒，一方面筑坝修堤，长江流域的“水灾”年份也渐渐在史籍上丰富起来。
“原本河流纵横，但人们硬是把住的地方从水里面捞了起来，想把河流约束住。”岂止江汉平原，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曾做过研究，河北平原也曾经是湿地一片。“他发现，在今天最繁华的中心地带北京、天津，京广铁路附近居然没有遗址分布，没有新石器时代的痕迹。这证明在那个时代，这块地方湖泊交错，是无人的大块湿地。”曹树基说。由此可见，治水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实就是一部垦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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