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君山
5月中旬，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由于也是36条，而且被认为延续和细化了2005年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所以多被称为“新36条”。按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的说法，“新36条”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
市场是一种什么机制
应该说，“新36条”存在一些亮点，最明显的便是第二条提出“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对于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应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这称得上一点小小的突破。可什么是政府投资范围呢？相应的，哪一些经济和社会领域又是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呢？
说起来似乎胸中有数，最典型的，在关系国家安全的一些领域，就不应该交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可美国相当大一部分军工生产，都是由市场完成的，没有谁说美国军工落后。甚至直接的安全服务，美国也有市场运作，比如在伊拉克就使用了雇佣军。那还有什么是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呢？如果这一些领域确实是市场不能配置资源的，谁又来完成相关的配置呢？
通常会谈到所谓“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可市场
是如何配置资源的呢？真正寻思过的人，最后也可能把问题推给亚当·斯密——此公被认为“鼓吹”市场的开山祖师。但斯密也一笔糊涂账，只是巧妙称作“看不见的手”，其《国富论》写道：一个盘算一己之利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达到一个与他的盘算不相干且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目的。
计划是扳不倒的
市场的对立面即计划，所谓计划，就是预先规划，其重点应该是预先。计划是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形式，没有计划，不堪设想。一个人是如此，一个组织更是如此。家庭有家庭的计划，企业有企业的计划，团体有团体的计划，国家有国家的计划，比如中国眼下正在进行“十二五”规划的准备。一个人不能够“脚踩西瓜皮”，一个组织更不能够“滑到哪里算哪里”。
可长期以来，计划体制却被西方经济学主流所否定。20世纪，在反殖民运动的大势下，计划体制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强力崛起。但终究难逃一劫，前苏联解体前后，计划体制再一次落荒而逃。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计划不如变化”。任何人应该都有过计划不如变化的经验，何况一个人就算可以做到把自己的情况百分百考虑好，但能做到把别人、别物的情况百分百考虑好吗？很难做到信息完全充分，计划难免出现纰漏。
西方经济学主流之所以否定计划体制，原因就可以简要归结为计划不如变化，信息永远不完全。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强调了这一点，哈耶克后来作出更明确的重申，核心要点就是：熙熙攘攘，你来我往，个体在市场上是分散的、多样的、易变的，这就决定没有哪一个头脑或哪一个机构能真正随时了解全部的个体信息，从而也就决定计划的不可能。
但计划不如变化并不足以构成对计划的全盘否定，就像战场上一样，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指挥官仍然要作规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信息永远不完全，才需要计划。退一万步讲，即便以计划不如变化而否定计划，也不足以倒向作为计划对立面的市场。道理很简单，既然连计划都不成，不计划还成？无论中外，历来都有一部分人士反对市场而迷恋计划，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直觉上相信计划体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因为逻辑上没办法接受听天由命。
市场为计划作选择
计划不如变化的信息有限或不对称论，不足以置计划于死地，充其量只是打倒计划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对计划体制构成冲击的问题是：谁来计划？
有人可能要说，由最有智慧的人来做主，因为他最有主见，可谁最有智慧呢？别人怎么知道他最有智慧呢？有人可能要说，由最有信息的人来做主，因为他最了解全局，可谁最了解全局呢？别人怎么知道他最了解全局呢？不管提出什么样的人选，都存在类似的疑问。
“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茅于轼先生曾提出深刻质疑：按韩愈的这个说法，一旦有了伯乐，千里马就能够被发现，不会“骈死于槽枥之间”。可问题在于：千里马难找，伯乐就容易找吗？哪匹马是千里马，只有伯乐才知道，可谁是伯乐呢？只要有两个人说自己是伯乐，而所相中的千里马恰好又不同，问题又来了：谁是真伯乐？
这正是市场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张三声称自己是伯乐，李四也声称自己是伯乐，两伯乐同时相马，张三的成功率高达九成，李四的成功率仅有二成。人们自然会认为张三是真伯乐，应该由他来对相马之事进行计划。这就是市场的选择，不迷信任何的人为权威，市场通过试错而对人作出选择。
即是说，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不计划与计划的统一，说不计划，是市场并不预先安排某一个人，没有先验人选；说计划，是市场一旦发现某一个人，就依赖这个人，由他计划去。显而易见，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人，以看不看得见论，这个人的计划完全是“看得见”的，但发现这个人的过程可以说是“看不见”的，神秘主义被清除了。
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人，也只是人；人在市场的核心是计算，也只是计算。所以说，市场就是计算。这一点并不新鲜，斯密在《国富论》早就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但斯密没有弄明白的是，市场不是一个人的单独计算，而是人的联网计算。正是通过联网计算，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总体上要优于单独某个人甚至某个政府的计划——计算。市场与计划本质是一回事，只是市场的计算能力更强大。
在论市场机制时，哈耶克提出“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并经常把市场比作“有机体”——这是一大批西方学者共同的譬喻。殊不知，真正的有机体是且只是“我”，市场之所以看起来像有机体，原因是在于市场乃人的集合，通过反馈或者说试错——具体表现为优胜劣汰——形成人的联网计算。从这一点来讲，市场好比一架超级计算机。
可以以拍卖竞价为例作简单说明：有个宝需要卖出，实质就是希望得到更优化的配置，拿到拍卖行竞价，起价二百。现场甲、乙、丙三个买家，甲经过成本与收益的计算，第一个报价二百五。这迅速反馈到乙和丙，他们会立即启动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如果计算出的价低于二百五，甲就成交。如果乙计算出的价是三百五，可能先报个三百。又迅速反馈到甲和丙，新一轮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开始……
“无为而无不为”
市场的本质在人的计算，那还有政府能够配置而市场不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呢？凡需要人的地方，都是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因为市场原不过是选人机制。即便政府配置资源，不也得由人配置吗？而市场不就是要找到最有效配置资源的人吗？如果的确存在不需要考虑效率的领域，则市场可以退避三舍，要不然，市场都应该当仁不让。
但这同时也划出了市场的边界，因为不管是谁，只要是人，算计都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极其有限——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极其有限——唯有在限定系统内，人才可能作出科学的算计，资源才可能得到优化的配置。如果系统无限开放，光信息不对称就足以让人的计算失灵，通常所说的投机盛行或其他市场失灵甚至所谓“劣币驱逐良币”，追根究底，实质上都是系统过度开放导致人的计算失效的结果。
如果说政府投资范围，政府的任务其实不是投资，不是投任何的资，而是投手，即投出看得见的手来为自由竞争划定范畴和范围。最明显的，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问题上，一定要明确一点，那就是虚拟经济是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并为之服务的，如果竞争偏向虚拟经济，甚至泡沫化，虚拟而虚拟，政府就必须投出看不见的手，让自由竞争重归于实体经济。
再比如在包装与品质的问题上，如果竞争存在像包装泛滥的问题，政府应该明确伸出看不见的手，对包装进行管制，如规定用材不得超过两种、重量不得超过商品本身重量、费用控制不得超过成本的1%，过度包装者重罚甚至吊销入市资格；简单包装者则予以奖励。
政府应该尽可能地退出投资，立足于为各行各业划出应该在什么范畴上、什么范围内自由竞争。一旦范畴和范围确定，一切都可以交由看不见的手运作。真正卓越的大领导，定方向，讲战略，只用人，不做事，所谓“无为而无不为”。（14G2）
